曾國藩:睜眼學西方的無畏者

  曾國藩的守拙精神,不一定追求最高效率,而追求最踏實的、最實實在在的發展,對我們今天挺有啟發。

作者:本刊記者 董可馨 發自北京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2-28
  梁啟超在解釋中國學習西方進程時的三階段說很流行,即從器物開始,繼而制度,最后文化。但是我們仔細檢索歷史可以發現,真實的歷史并不盡然循著這條簡單的路徑,在近代中西發生沖撞的伊始,就有一批先知先覺的官員和學人對西方的認識上升到了制度與文化層面。
  比如曾國藩。自曾國藩的時代開始,中國要被迫應對西方世界的沖擊了,也開始了自身艱難的改革與轉型。在這一進程中,曾國藩有意無意地成為了中國尋求現代化路途上的先行者。
  曾國藩無疑是火的,幾乎任意走進一家書店,他的臉都赫然在目。然而這張臉又火得太同質,市面上的曾國藩,絕大多數化身成功學教父,將多少對歷史抱有敬意的人拒之千里外。所謂的“曾國藩熱”,遮蔽了很多有待挖掘的空白。
  于曾國藩研究用力甚多的歷史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張宏杰,近日出版了新書《曾國藩傳》。“我是想把曾國藩寫出點新意”,與張宏杰聯系時,我們在這點上一拍即合。
  2018年12月11日,《南風窗》記者與張宏杰在北京常營的一家咖啡館如約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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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非蠻夷
  南風窗:你的新書《曾國藩傳》里有一章寫曾國藩與洋人的關系,讓人耳目一新。受過儒家洗滌的滿清自認為是天朝上國,很多士大夫理所當然地視洋人為夷狄,但是儒家出身的曾國藩竟然不這么想,而是把洋人視為和自己平等的人。這一點今天看來很平常,但在當時卻是很大的轉變。
  張宏杰: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曾國藩在北京做中低級官員,那時他的對外觀念還完全是傳統的,覺得鴉片戰爭就是正常的邊患,英國人都是蠻夷,給點好處打發走就好了,曾國藩在家書中表達過這方面的看法。
  他后來對西方文化產生比較深刻的印象主要是通過這么幾個途徑。一個是他鎮壓太平天國期間,與李鴻章手底下洋槍隊的首領戈登進行過會談。李鴻章在收復蘇州之后,把經過戈登擔保的正式投降的太平軍又給殺掉了。這個舉動本來在中國文化中很常見,叫作兵不厭詐。但戈登受不了,他說這絕對違反人類文明的基本底線,怎么可以在已經簽訂了契約之后,又輕易撕毀。
  所以戈登就拿著手槍到處找李鴻章,要把他給斃了。李鴻章到處躲,后來李鴻章跟慈禧太后說,戈登就是想多要點錢,多給點錢就完事了。后來就給戈登賞了黃馬褂和一萬兩白銀,但最后戈登沒要錢就回英國了。這件事讓曾國藩認識到,原來這些蠻夷對榮譽很重視,不只簡單地貪圖物質利益。
  另外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后,上海發生了小刀會起義,上海的中國海關官員在混亂中逃走了,留下海關沒人管。因此上海的幾個國家的外交官組成一個管理委員會替清政府收關稅,收完之后,竟然把70萬元的關稅又交還給清政府。這件事之后,曾國藩感覺到洋人是講信譽的,和歷史上的蠻夷不一樣。清政府拿到稅收之后也受到啟發,就干脆把海關的管理權交給英國人赫德,讓他招一幫外國人替中國來管理海關。從現在來看,這當然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但實際上是清政府主動請這幫洋人去管。
  后來洋人說我們建立制度以后可以不管,還是交給中國人。結果恭親王奕訢不答應,他說,你交給中國人,就全被他們貪污了。從這里就體現出,當時中國政治文明和英國政治文明的發展已經不在同一階段上了。曾國藩對這一點有自己的認識。
  還有,中國歷史上遭遇的蠻夷都是搶東西、搶人口,或者直接推翻舊王朝,建立新王朝。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法聯軍燒殺掠奪,但沒有推翻清政府,談好了通商條約就撤走了。這件事對清廷政治高層造成很大的恐慌,以前從沒見過這種類型的蠻夷,費了半天勁,看起來好像就是為了做點買賣。清政府對損失點商業利益不在乎,保住政權是最主要的,但是沒想到英國沒有推翻清政權,而且它還要清王朝繼續穩定地統治下去,這樣商業往來才能持續。
  南風窗:曾國藩晚年跟他的幕僚說,現在和西洋列強所面對的局勢,遠不是歷史上宋跟遼和金的形勢能比的,這是完全兩種不同文明的碰撞。實際上這和李鴻章后來說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是一個意思。所以,在和洋人實際打交道過程中,曾國藩強調誠信的重要性,這恐怕也是有針對性的。
  張宏杰:曾國藩雖是理學家,但他把孔孟之道直接應用于外交上。他的出發點是,不管生活在中原還是邊地,前提是他們都是人。既然是人,就要用對人的基本尊重、禮貌和誠信去交往,這是曾國藩和其他士大夫最不同的一點。因為中國古代歷史上對待外交經常采取兩種方式,一種是花錢收買,另一種是欺騙。“羈縻政策”就是用對待動物的方式去對待蠻夷,對他們不必講誠信。
  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外交官簽《天津條約》時就跟皇帝說,咱們簽這條約就是為了讓他們退兵,等兵一退,你就可以把條約撕了,就說是我們幾個外交官沒辦好,這事和你沒關系。但是曾國藩辦外交關鍵的出發點是講誠信,他一直教導李鴻章,跟外國人交往,不要老騙人,不要老耍小聰明。這個道理今天看起來很簡單,但實際上是對傳統外交觀念的極大突破。
  南風窗:曾國藩不僅率先以誠信的原則同西方交往,而且他后來還干了很多先鋒的事情,比如仿制西式船炮,譯介西方科技書籍,派人購進西方機器,派出第一批留美學生。他雖然是一個傳統的儒家士大夫,但表現出開明的一面,還有他的好友郭嵩燾,思想走得更遠。他倆都是湖南人,你曾提到湖湘地區風氣重經世致用,他們能不局限于理學視野,是不是與此有關?
  張宏杰:文化發展有一個特點,就是后起的總是在原來文明的邊緣地帶發展。在中國,文明最早中心區是中原,接下來是江浙一帶,湖南一直是邊緣地區,一直到曾國藩這個時候,才出現文化的爆發。后進地區的文化的特點是質樸,思維方式理性和實用,沒有中原士大夫或江南士大夫的功夫成天袖手談心性,比較講究實用,直來直去。
  經世致用,用咱們現在的話講,就是實事求是,要追究事物的本源究竟如何,然后再談評價,不能先用既定的觀念去籠罩住,而不去鉆研。我想湖湘文化就有這樣的特點,它比較像鄉下人,簡單天真,但也因此能看到事實真相。郭嵩燾到英國轉了一圈,把他的感想就直通通地說出來,結果回來就倒霉了,但如果是有技巧的官僚,他就不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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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型難關
  南風窗:說到實事求是,有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天津教案,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它是30年后義和團運動的預演,通過這個案子我們看到當時從慈禧到民間,對世界的理解有多么偏狹。曾國藩臨危救場,實事求是地處理,但最后這件事卻成為他政治生涯中的滑鐵盧,對他的打擊很大。在這之前他也是屢次受挫,在處理太平天國問題時就不斷受到猜忌。你在《曾國藩傳》里說過,湘軍最大的敵人不是太平軍,是舊體制。曾國藩到了晚年,其實已經體察到清政府氣數將盡,他或許意識到這個體制是不可救的了,但是他有沒有真正幻滅過?
  張宏杰:我想曾國藩這一代人還不會,他還不像李鴻章,沒什么信仰。曾國藩對理學的信仰是非常真誠的,是深入骨髓的,他是一個嚴守三綱五常的書生。這樣一個理學家,能認識到西方文化的高明之處,低下頭來學習,非常不容易,但是與此同時,他也真誠相信中國文化有生命力。
  我現在越來越感覺到,一個民族文化的發展,與原來的文化傳統還是要有接續。如果想簡單把原來的地基全砸爛,就能建起一個很好的新式建筑,也不太容易。最好是本民族文化中那些優秀的、有價值的部分,和西方優秀的文化嫁接起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特別是原始儒家文化中很多東西到現在仍有生命力。比如他們對民眾自治能力的期許,還有他們對國家權力對自治體滲透的防范,對后人都很有啟發意義。
  南風窗:中西結合這道理是沒錯。在晚清,也有些人提出了看似可行的方法論,如張之洞的中體西用。但怎么落實,如何在技術層面實現嫁接又成了難題,它在挑戰時人的思維界限。曾國藩身處一線,了解實情,比較開明,做了一些開創性的工作,并不算驚世駭俗,但是當時他在士大夫群體當中算是異類了,很多人對他都不理解。這么來看,反而是他這種寬和大氣,代表著真正儒家氣度的人,不太能夠獲得主流的認同。
  張宏杰:在全世界范圍,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轉型是最艱難的。第一是它的體量龐大,另外它的歷史悠久。中國文化本身已經非常成熟,又有明確的運轉路線,想跳離這個軌道轉到另一個軌道上非常難。就好比一個人已經活到40多歲了,突然想把他的整個性格和行為方式改變,是非常困難的。別說曾國藩這一代人完不成,就是讓曾國藩再活過三回,他也完不成這個任務。這也是為什么曾國藩到人生的后半程越來越相信天命,也越來越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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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經驗一個“挺”字
  南風窗:關于曾國藩的爭議很多,但若真的理解了他就會明白,他其實并沒有選擇,只有扶大廈之將傾。我特別認同你說的:“曾國藩用自己的一生證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達到的高度,同時也證明了一個人意志力的局限。”你在寫這句話時是不是體會到了曾國藩的無力感?
  張宏杰:很多事情是依靠意志力,依靠道德無法解決的。一個國家的文化選擇,有強烈的路徑依賴。我想,我們不要以為我們今天就比曾國藩高明很多。
  南風窗:是的,我們之所以選擇在現在來探討曾國藩,也是想站在當下,回想曾國藩的選擇,看看我們能從他身上借鑒到什么。
  張宏杰:在太平天國起義前六年,曾國藩正在北京做官,那時他就明確說,將來要天下大亂,因為他相信基本的因果定律,國家現在到了這樣的狀況,將來出現大的動蕩必不可免。一旦出現大的動蕩,不光是他個人的前途會受到影響,整個曾氏家族的生存也會遇到威脅。在國家民族和個人前途都非常不確定的時候,他怎么應對?帶領一家老小逃入深山,還是怎么著?最后他選擇挺身而出,來擔當起時代最大的責任。
  實際上他把和太平天國的戰爭主要看成是一場文化戰爭,他要保護中國傳統文化,因他認為這套東西是對的。為了平定太平天國,他確實耗盡了精力,搭上了一生最好的年華,后來帶病處理天津教案,但最后落得“漢奸賣國賊”的聲名,但他無怨無悔。
  后來曾國藩跟李鴻章說,他的人生經驗就是一個字:挺。挺是什么意思?在艱難關頭,一要能堅持住,二要能挺身而出,不能逃避。所以網上選2018年的年度漢字時,我這本新書的編輯在網上也提出2018年是“挺”,我說2019年也是挺。這可能是在前途越來越不確定時,曾國藩給我們的啟示。
  南風窗:曾國藩之所以能一直堅定地挺下去,是因為他有心理支柱,他是個理學家,深深地認同儒家價值觀。我們今天從哪里去獲得一種堅實的心理支持?
  張宏杰:每個人都要求心安。我們都知道,要活得像個人,不止吃飽穿暖,還要想著給孩子一個好點的世界,盡點微薄的力量,發一分光,讓生存的環境變得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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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笨拙的精神承擔起社會的改變
  南風窗:李鴻章和他的老師曾國藩倒很不一樣,李鴻章沒有那么堅定的儒家信仰,他就是個實用主義者,這是他自己的性格特點,還是受整個大時代的影響?
  張宏杰:首先李鴻章就是個非常靈活的人,非常現實主義,不會被任何原則束縛。另外他所處的環境也確實是瞬息萬變,因為那時候中國和西方世界剛剛迎頭撞擊,中國人還被撞得頭暈目眩。實際上,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英國跟中國的軍事力量差距還不是很大。英國的軍艦還都是木頭的帆船,雖然經歷了工業革命,但技術還不成熟,沒有用蒸汽動力的機械船來跟中國作戰。但是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他們的軍艦技術就變成了鐵甲艦。西方的發展非常快,所以李鴻章面對的也是變化劇烈的世界,他想堅守什么原則也來不及,必須得非常靈活。
  他到后來就是盲目應付,加之朝廷巨大的惰性,最后他就本能地選擇了他自己叫作“裱糊匠”的辦法—就是表面上處理得很好,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里頭有巨大的隱患和漏洞。就像他辦北洋水師,表面上看起來不錯,亞洲最大的艦隊,號稱最先進,但實際上,訓練和更新換代都跟不上。所以在甲午海戰開打之前,他就知道打不過日本。
  這也反映出他做事和曾國藩不一樣,曾國藩做事是穩扎穩打,事情再艱苦,也要從根本上做起。但李鴻章是從表面上做功夫把它應付過去。我感覺這是李鴻章不如曾國藩的地方,但李鴻章畢竟年輕,他的反應比曾國藩敏捷,視野比曾國藩更廣,對西方世界的認識比曾國藩更深。?
  南風窗:感覺你確實更贊賞曾國藩。
  張宏杰:對,我還是更贊賞他,我感覺我們缺的就是曾國藩這樣的。我們很多人都太精了,腦瓜轉得太快了,什么事都想占先,什么好處都想自己得到,什么壞處都想給別人。曾國藩自己也說過類似的話,天下為什么會大亂?就是每個人都想把自己放到安全的地方,把別人推到危險的地方,變成一個互害的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出現一兩個笨拙的君子,用笨拙的精神一點一點地承擔起社會的改變,他說這是湘軍最后能夠取得成功的最關鍵原因。
曾國藩的守拙精神,不一定追求最高效率,而追求最踏實的、最實實在在的發展,對我們今天挺有啟發。
  南風窗:曾國藩如果多活些時日,歷史會有變化嗎?
  張宏杰:比如對義和團運動,處理起來會不一樣?慈禧呢,一方面她的文化水平低,相信那些怪力亂神,另外她基于自己的私欲,認為外國人和光緒勾結到一起,可能威脅她的權力,最后做了非常愚蠢的決定。
  義和團運動咱們今天說它是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運動,這個不能否定。從基層民眾來講,他們的愛國心是樸素的。但是從清政府高層來講,慈禧絕對是很卑鄙的,利用了老百姓的愛國心。曾國藩如果在,我想他會甘愿冒著風險站出來反對。非常可惜的是,鴉片戰爭以后,每到重大歷史關頭,清政府做出的幾乎都是那種匪夷所思的錯誤決定。這也可能是一個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出現這樣的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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