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個體化社會的挑戰

  彈性越大,體制的韌性越強,越能更好地應對個體化社會的來臨。

作者:本刊記者 趙義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4-25
  假如有這樣兩個人,一個是在眾包平臺上兌現價值的自由工程師,一個是在直播平臺上賣萌耍寶、純粹搞怪但也收益不菲的網紅,你覺得他們是同一類人嗎?可能你要先思考一下。如果是在以前,問你一個工程師和一個演員是不是一類人,你可能會毫無猶豫地說不。
  讓這兩種職業的區分如今變得模糊的原因,正是在于平臺的變化。以前工程師無論是在單位還是企業,演員無論是待在哪個劇團還是四處走穴,職業背后的組織是清晰的。但在今天的平臺上—這當然是由互聯網新技術變革帶來的,組織消失了或者說隱身了。
  這對既定的組織—無論是大企業還是政府,都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本質是日益增長的不可預測性和不可把控感。此時,考驗既定組織的就是彈性的大小,或者說是在倒逼著既定組織的管理變得更加富有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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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企業的焦慮
  先說大企業。
  大企業看上去強勢,有的甚至富可敵國,但始終存在的最大焦慮是被創新顛覆。只要看看20世紀那些重大的創新,幾乎沒有一個是來自歷史悠久的大企業。也就是說,原來的大企業總是會在每一次重大創新中落伍。汽車不是來自火車公司,飛機公司不是來自汽車公司,計算機也不是來自電氣化巨頭,今天的互聯網巨頭也不是來自計算機公司。更準確地說,原來的大企業并不是沒有力圖抓住重大創新的機會,但總是容易失敗。
  即使是今天的互聯網公司,想逃過這個定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管理學大師德魯克并不認可“大企業不善于創新”的觀點,認為這是純粹的誤解。但老企業要具備創新能力,就必須有一個允許人們創業的組織結構。人是活在結構之中的,要鼓勵創新,相應的結構就得激勵創新而不是懲罰和壓抑創新。比如創新業務必須獨立于老業務,新業務在組織中要有特殊的比較高的位置等。
  而實際上,大企業的官僚病越來越嚴重,2018年《哈佛商業評論》有一篇文章說,美國大企業的領導者都知道科層制的危害,但現實卻是,在主導美國經濟的大公司里面,科層化現象尤其惡劣,美國勞動人口中的1/3的人現在效力于員工超過5000人的大公司,這種公司的一線員工,上面平均有八層管理者。
  中國的互聯網巨頭也碰到了科層制的困擾。可能你也注意到了,最近很多大企業都在反官僚病,領導者紛紛痛下殺手,有的指責管理者從中堅力量變成了只是當官的中堅力量,要實行末位淘汰;有的指責中層干部不培養副手,頂多忍半年,半年之后就幫你配副手,并且要裁撤10%的中層干部。
  我們常說國家政策貫徹中有“中梗阻”現象,大企業的官僚病同樣如此。為什么在個體化社會來臨的時候,科層制的官僚病變得更加難以讓企業領導者容忍?就是因為今天創新的速度在加快,大企業被顛覆的危險也隨之增加。大企業固然可以用各種手段“消滅”潛在的競爭對手,但即使收購創新型公司沒有障礙,如果內部的組織結構越來越不鼓勵和容忍創新,收購創新業務的結果也只能是停滯。因此,鼓勵內部的創新創業才是根本出路,也就是說通過鼓勵員工的創新創業,把外部可能的威脅“內部化”為成長的動力。
  為什么中層成為反官僚病的焦點?道理更簡單了,隨著協同和信息傳遞效率提高的技術難題的逐步解決,管理的扁平化(這也意味著更高的集中化水平)是必然的趨勢,作為科層制的節點的中層,在化解信息不對稱方面的功能下降了,過于龐大的中層反而束縛了來自一線的創新創業活力。
  大企業的科層制不會瓦解,但必將會被重塑,做得越好的大企業,在個體化社會中會越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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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難題
  再說政府。
  對政府來說,個體化社會衍生出諸多問題需要應對。這里又分很多層面。從純經濟政策來說,對于新業態新模式的發展,政府堅持的是包容審慎監管,促進平臺經濟、共享經濟成長。因為中國經濟要培育新動力,互聯網+的確是一個難得的彎道超車機會,因此,“一個新事物誕生的時候,我們確實不能上來就管死了,而要先‘看一看’。這既是給它一個成長的機會,也是為了暴露監管漏洞,讓隨后出臺的監管政策更加公平有效。”消費領域互聯網+的崛起,就離不開包容審慎監管的作用。
  看一看,給機會,然后再出臺公平有效的監管政策,這也是政府對新興的個體化職業的基本政策。
  很多新業態新模式,本身也是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所以政府的包容審慎監管,也有利于更多勞動力的就業,并且政府還在針對更加靈活的用人方式不斷調適自己的政策,比如社保、稅收等。但是對于被人工智能不斷擠出的勞動力,別的新業態難以全部吸納,政府就得未雨綢繆。為社會托底、維護社會穩定,是政府的責任。
  不過,從個體化職業到個體化社會,問題就復雜得多了,它對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沖擊更大。過去,無論是各種體制,在政府和個體之間總有個“組織”,不管它是單位還是自由企業,政府的治理總會有一個抓手。只要有了組織,個體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相應的制度設計,也都可以圍繞著組織來進行。比如,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農民上面有公社,城市市民上面有單位。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后,個人流動性增強,一方面傳統的工青婦等組織仍然在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對于各種各樣的新興社會組織,也逐漸與正式的制度體系相銜接。
  但個體化社會背后的社會交互方式和知識信息生產傳播方式等完全不一樣了,政府管理方式面對的個體的面目變得模糊了起來。一些管理方式就暴露出了不足。不是說這些管理方式沒有用,只是它將面臨著無法發揮作用的空白地帶。舉個例子,現在流行的社區網格化管理,總是要依托于實體化的社區,只要人們的互動局限于這個社區,管理就是有用的,但人們的社會交互方式并不局限于這個實體,可能是來自天南海北的個體在虛擬世界里的集合,此時就超出了網格化管理的范圍—而這幾乎是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
  也就是說,在個體化社會里,政府所要與之打交道的個體,不會再像過去依托于某個組織而面目清晰。在新的社會交互方式下,就會有很多政府始料未及的事情發生。這些事情在過去可能不是問題,或者說難以浮出水面,但在今天,卻常常以政府始料未及的方式發生。毫無夸張地說,在某些社會問題的認識上,可能政府部門還不如某個互聯網巨頭掌握得更清楚。此時,互聯網巨頭的角色也變得微妙起來。
  就連哈貝馬斯這樣的大哲學家,雖然不得不承認,互聯網已經開辟了數百萬個亞文化圈,人們在其中交換有價值的訊息和合理的觀點,但他更承認,現在還無法評價互聯網帶來的文化沖擊,并且對這次新媒體革命的過于商業化—比如互聯網巨頭借助個人信息對消費者的操縱,感到憤怒。
  對政府來說,那就不僅僅是要面對面目日益模糊的個體,同時還要謹慎處理個體被平臺寡頭操縱的問題,這兩者都對原來的治理觀念和治理模式帶來顛覆性影響。此時,政府所要考量的,恐怕不能是簡單地再去復制過去的管理模式,而是找到維護個體化社會創新活力和社會穩定之間的平衡。在政府、互聯網寡頭、個體之間,要形成穩定的均衡,當務之急是促進個體之間自組織的健康成長。
  社會的活力某種程度上取決于自由的不斷擴大,那么今天的自由主要體現在個體化社會的力量的壯大。對政府來說,考驗治理的彈性和靈活性的時候到了。彈性越大,體制的韌性越強,越能更好地應對個體化社會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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