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五四新文化精神

作者:李少威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4-25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到今年正好100年。
  五四運動之前,一場被稱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國啟蒙運動,已經干柴烈火般地爆燃了足足3年。這是一場和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一脈相承的思想革命。如果說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塑造了中國人的民族共同體意識,新文化運動則通過知識精英內部以及知識精英與軍閥強權之間的戰斗,呼喚了個人的覺醒。
  人是人,不是奴隸更不是牛馬;人是個體,不是家族和國家的附屬物。人道主義和個體主義的光輝,照耀至今。
  魯迅在北京扔掉了他的古碑抄本,發表了驚世駭俗的《狂人日記》,教人認清舊禮教對人的禁錮和摧殘。
  吳虞在成都受到啟發,喊出了“打倒孔家店”這一海嘯般的口號。
  胡適關于個人與國家關系的論述振聾發聵:“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個人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新文化運動的先賢們聚集在北大,一個叫蔡元培的校長張開羽翼為他們遮風擋雨。猶如一把利刃的錢玄同、“真的猛士”劉半農,被召喚而來,兩人在《新青年》上的一出漂亮的雙簧戲,對舊文化發動了摧枯拉朽般的攻擊。
  蔡先生也沒有排斥舊學人,辜鴻銘、梁漱溟、黃侃等中國傳統文化捍衛者,一樣被任命為教授。
  不卑不亢、學貫中西的傲骨文人辜鴻銘先生,一番“老夫的辮子長在腦后,笑我的人辮子長在心頭”的言說,令四座沉默無聲。陳獨秀說他復古后退“很可笑”,而李大釗則認為“中國二千五百年文化所鐘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于二十世紀之世界”。
  五四運動爆發后,梁漱溟先生堅持認為學生不該縱火、打人,因此應當主動投案,引發輿論嘩然,但他始終不改立場。看似迂腐,卻也體現著原則不移的學人風范。
  黃侃是章太炎的弟子,對于新文化明星胡適,他最為不屑,時常針鋒相對,言語譏諷。他說胡適提倡白話文并非出于真心,果真如此,那應該改名為“往哪里去”,而不應該繼續叫胡適。
  作為激進派之一的魯迅先生,一面批判“孔教”,一面也說“孔夫子是全天下最可憐的人”。
  就學問底蘊而言,先賢們其實都統一在愛護民族文化的基礎之上,只是所謂激進者更深地認識到,只有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不足以應對現代性的挑戰,因而也就不足以令中華民族在世界上挺直脊梁。所以他們呼吁人們相信科學、向往自由、追求進步、放眼世界、積極入世、現實理性。
  1919年1月15日,“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兩個照亮蒼茫中國的名詞。反對《新青年》的人說新文化旗手們破壞孔教、禮法、國粹、貞節,破壞舊倫理、舊藝術、舊宗教、舊文學、舊政治,陳先生說,“這幾條罪案我們直認不諱”。“只因為擁護那德謨克拉西和賽因斯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
  這樣的氣魄,這樣江河直下的批判力,讓人想起《共產黨宣言》:“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意圖”,“你們責備我們,是說我們要消滅你們的那種所有制。的確,我們是要這樣做的”。
  而陳獨秀先生和比他年輕得多的李大釗先生,正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創始者,李先生這位年輕的學者,還給了這個后來改變中國的政黨以名字,他在給陳獨秀的回信中說:“就叫中國共產黨!”可以說,倘若沒有精英群體中的個體覺醒,沒有為更多個體爭取自由與尊嚴的使命感,沒有敢于公開說明真理的勇氣,就不會有一種磅礴理想的誕生。
  回顧中外歷史,但凡文明創造力最旺盛、思想成果積累最豐富的時代,莫不是一個自由、無畏的時代。正是各種立場、觀點無所畏懼的交鋒,喚醒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后世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百年了,一個個鮮活的面容還在眼前飛揚,讓人心旌搖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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