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歐“大棋局”

  在某些分析人士看來,更可能形成中美歐“三角”的深層原因在于,這三個重量級國際行為體在外交理念上自成一體,而且都具有較強的輻射力。

作者:本刊記者 雷墨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4-25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3月下旬對歐洲的訪問,將是影響和塑造新型中歐關系的重要一環。今年4月中國與美國能否達成或者達成何種貿易協議,會是檢驗中美關系未來走向的一個風向標。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美歐關系的矛盾和裂痕,沒人會懷疑這是跨大西洋關系重構的前奏。中歐、中美、美歐三組雙邊關系的深刻變化幾乎同時發生,這對世界秩序的演變意味著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8年美國、歐洲(以歐盟計)、中國的經濟總量排名世界前三,在全世界經濟總量中占比近70%。雖然影響國際格局的不止經濟因素,但毫無疑問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而且,在經濟維度之外,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可能有政治實體,能像中美歐這樣具有格局影響和塑造能力。所以,中美歐 “大棋局”呈現何種狀態以及可能的走向,是個很值得探討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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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組重構
  習近平主席3月21日至26日的歐洲之行,發生在一個比較特殊的時刻。一方面,這是中國的“兩會”后(同時也是今年)中國國家領導人首次出訪;另一方面,就在出訪半個月后的4月9日,今年的中歐峰會將在布魯塞爾舉行。此外,習近平訪歐期間,今年的歐盟峰會(3月21日、22日)正在布魯塞爾舉行,除了英國脫歐,另一個重點議題就是歐盟的對華政策。密集的外交安排、集中的外交議題,都指向中歐關系的深度調整。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調整的方向是繼續強化中歐關系。正如習近平在會面法國總統馬克龍時說:“中國重視歐洲戰略地位和作用,一直將深化對歐關系作為外交優先方向。”習近平的這個表態,與2018年發布的《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是一致的。那是中國發布的第三份對歐政策文件,第二份是在2014年,第一份是在2003年。時間間隔的縮短,說明在國際局勢加速變化的背景下,中國對歐政策的調整也在加速。
  “您的來訪正值歐盟在作出抉擇”,馬克龍在出席歡迎習近平的晚宴時這樣說。的確,歐盟的對華政策又到了抉擇時刻。從1995年發布第一份歐盟對華政策文件,到2016年的歐盟對華政策文件,可以看出歐盟的對華認知經歷了從“積極接觸的對象”,到“合作與競爭中帶有防范”的轉變。今年3月13日歐盟委員會發布的《歐盟-中國:戰略展望》,則更加凸顯了歐中關系中競爭性的一面。不過,歐盟如何抉擇,還未有定論。
  進入3月,中美貿易磋商也在提速,但是否會如外界預期的那樣在4月達成協議,目前來看存在不確定性。中美貿易磋商以及貿易摩擦,意味著兩國經貿關系正經歷深刻變化。無論最終磋商的結果如何,中美建交以來的雙邊經貿關系,在模式和規則上都會不同以往。而這一點正是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而且,經貿關系的重構,只是雙邊關系整體重構的表征,背后的深層原因,是目前美國對華政策調整中明顯傾向于戰略競爭。
  早在布什政府后期,美國的戰略重心就開始向亞太轉移。奧巴馬政府時期(尤其是第二任期)關于對華戰略的大討論,事實上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調整做了鋪墊。近年來中美關系的劇烈震蕩,一方面與特朗普特立獨行的外交風格有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國政治中重塑美中關系的強烈動機。與歐盟“尚未抉擇”不同,美國已經明確把中國認定為戰略競爭對手。中美關系回不到從前,可以說是中美關系重構的同義語。
  “回不到從前”的還有美歐關系。4月3日、4日,在華盛頓舉行了一次北約外長會。這次會議的主題是紀念北約成立70周年。據報道,這個紀念會議臨時被“降級”了,從“國級”(領導人出席)降為“部長級”。10年前的2009年,奧巴馬總統與北約成員國領導人在萊茵河畔合影,紀念北約成立60周年。20年前的1999年,克林頓總統主持北約成立50周年慶典,并宣布冷戰后北約首次東擴計劃。
  北約內部的裂痕,與美歐矛盾加深互為因果。而且,這對矛盾不僅體現在安全議題層面。今年2月中旬,美國商務部針對汽車及其零部件進口的調查報告終結。按程序,特朗普政府將在90天內,也就是5月中旬作出是否加征關稅的決定—這主要是針對歐洲,尤其是德國。可以想見,在這個時間點之前,美歐是打貿易戰還是進行貿易談判,會有一個結果。從特朗普貿易談判策略來看,他在加征關稅上什么也不做,而是心平氣和地談判,可能性似乎不太大。
  “常態終結”,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學者康斯坦茲·斯特爾澤米勒,在去年2月的一份研究報告中稱,歐洲人希望特朗普時代是一個“非常態”,但跨大西洋裂痕從未如此之大。他認為,目前的美歐分歧與此前任何分歧都不同,是在如何看待世界秩序這個根本問題上的矛盾。在布魯金斯學會美國與歐洲中心主任托馬斯·賴特看來,這不是特朗普的個人傾向問題,結構性的原因是美國在政治和外交上從歐洲收縮。收縮,即意味著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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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關系
  中美歐之間的三組雙邊關系幾乎同時經歷重構,客觀上正在呈現這樣一種局面:這三個重量級國際角色,比冷戰結束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帶有“三角”的特征,盡管還算不上“等邊”。比如,冷戰結束直至特朗普入主白宮前,無論是媒體分析還是學術研究,關于中美歐“三角”的文獻都很少,更多的是以美歐“共同”視角來看待中國。在對華政策上,美歐雖然有獨立性,有時還有分歧,但“美歐自成一方”似乎是想當然的邏輯前提。
  這種局面正在發生改變。在利益的判斷和追求上更具獨立性,是中美歐“三角”出現的前提。如果美歐依然“自成一體”,如果中美沒有戰略競爭、實現了戰略協調,如果中歐如某些媒體所說的那樣“站在了同一戰壕”,都無所謂中美歐“三角”。目前這個三角真正的含意在于:一方在與另一方接觸時,會考慮(或利用)第三方的因素。換句話說,中美歐之間,沒有明顯的二對一戰略協調,但每一方在具體問題上都會“對表”。
  習近平這次歐洲之行,正值中美貿易談判進入關鍵期。在美國貿易戰壓力下,歐洲是中國值得而且應該爭取的對象。馬克龍高規格接待習近平,并做了個史無前例的外交安排—邀請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赴巴黎,一同與習近平會晤,除了顯示歐盟“整體性”,毫無疑問也是對中國的重視。歐美貿易談判(或貿易戰)即將在5月開啟,馬克龍與習近平會晤時明言“法國不接受貿易保護主義”,也是在為歐美過招做鋪墊。
  特朗普也在“對表”。雖然他在貿易問題上看上去像全線出擊,但策略上卻是各個擊破。去年7月6日,美國對中國第一輪(5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的決定生效。隨后的7月25日,特朗普與容克會晤,對美歐貿易戰按下暫停鍵。此后的9月,美國對中國加征第二輪(1000億美元商品)關稅。今年3月開始,中美貿易談判提速,重要原因之一是美歐貿易問題即將提上議事日程。在此之前,特朗普政府需要對中美貿易談判做個了結,至少不能升級或失控。
  需要指出的是,“對表”屬于策略,但背后反映的卻是中美歐“三角”的事實。換句話說,這三方圍繞經貿問題的“合縱連橫”,不能完全說是權宜之計。新加坡學者帕拉格·卡納多年前寫道,每個人都知道跨大西洋聯盟在經濟、安全、人權等問題上的緊密度,清楚日益重要的“中美國”經濟影響力,“但大多數美國分析家都忽略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即歐中關系在很多方面,與美中關系一樣緊密”。在他看來,看不清這一點就看不見中美歐“三角”的事實。
  “只有永恒的利益”,而對利益的判斷和追求,影響更持久。美國學者丹·斯坦伯克在2017年2月一篇論述中美歐“三角”的文章中稱,雖然在市場準入、知識產品保護等問題上美歐有相似的訴求,也就是說它們在經濟理念上有相似性,但它們之間的利益在分化,反倒是中歐之間的利益在交匯。“在歐亞大陸經濟融合、全球氣候變暖等問題上,北京與歐洲之間的共同點,遠比華盛頓與布魯塞爾要多。”
  斯特爾澤米勒認為如今美歐分歧的根源在于“如何看待世界”,這不是對未來的預警,而是對現實的判斷。習近平訪問法國期間,中法兩國簽署了“關于維護多邊主義、完善全球治理的聯合聲明”。某種程度上說,這份聯合聲明就是中歐在“如何看待世界秩序”上的共識。很難想象“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政府,會與歐洲或中國簽署類似的聲明。重大問題上利益的交匯與分野,對中美歐關系的影響,絕不會是曇花一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擔心美歐在戰略層面聯手對付中國,顯然過于悲觀。正如倫敦國王學院學者凱瑞·布朗所說,目前在面對中國時,美歐出于追求自身利益的需要,會避免過度深入地合作,“歐盟為了歐洲而戰,美國為的是美國人的利益”。但與此同時,指望中歐“站在同一戰壕”應對美國,這想法也過于簡單。對于歐盟來說,中國的分量還無法比肩美國。對于中國外部戰略環境的影響力,美國遠在歐洲之上。正是這種相互間的“若即若離”,使中美歐“三角”成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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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歐G3?
  “二戰以及冷戰后的秩序不可能恢復,但世界尚處于系統性危機的邊緣。”美國外交關系協會主席理查德·哈斯,在去年12月發表在《外交事務》雜志上的文章中這樣寫道。如何應對世界失序?他從19世紀“歐洲協調”的歷史中獲得靈感,主張美國重建“大國協調”,強化與歐洲、亞洲盟國的關系,應對中國崛起以及其他全球挑戰。本質上說,哈斯的“藥方”還是后冷戰時代的,反映的是美國傳統建制派的戰略理念。
  20世紀90年代末,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寫道,歐洲盟國仍然極大地依賴美國的安全保護,歐洲的任何擴大都將自然地成為美國直接影響范圍的擴大。“相反,若沒有跨大西洋的緊密關系,美國在歐亞大陸的首要地位也將會很快地不復存在。”目前來看,美歐關系沒有像布熱津斯基設想的那樣走,哈斯的理念在布熱津斯基的基礎上也沒有什么創新。就世界秩序而言,“創新”的來源更可能來自布魯塞爾和北京,而不是華盛頓。
  比利時歐洲學院學者弗朗西斯科·蒙特薩諾,在2017年11月的一篇研究報告中稱,美國結構性的主導優勢,使其對改革全球治理體系帶有敵意,目前的特朗普政府對于全球挑戰,采取的是更加收縮、更加單邊的手段。在他看來,歐盟作為一個全球角色的有效性與合法性,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與更加積極進取的中國在廣泛領域的“合作領導”。目前這個階段,美國更在乎的是全球主導地位,中歐在全球治理上有共同語言,這種差異和共識,不可能不反映到外交上。
  不過,如上文所說,美歐的分歧、中歐的合作,并不意味著形成二對一的局面。在某些分析人士看來,更可能形成中美歐“三角”的深層原因在于,這三個重量級國際行為體在外交理念上自成一體,而且都具有較強的輻射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中美G2的說法頻頻見諸國際輿論。那一年,德國《明鏡》周刊發表了一篇長文,論述為何美國、歐洲、中國需要一個G3。
  這篇文章總結了中美歐各自在外交模式上的鮮明特點:美國是聯盟(coalition)、歐洲是共識(consensus)、中國是協商(consultive)。某種程度上說,這些差異性的外交模式,也是內部體系的延伸,基本可以對應美國的聯邦制、歐盟基于共識的跨國合作、中國政治架構中的政治協商。這決定了中美歐的外交模式不會輕易改變。比如,“制度歐盟”與“權力美國”,外交行為方式會有不同。講究協商的中國,與重視規則、制度的歐盟會有差異。沒有同盟體系的中國,不可能像美國那樣去應對外部挑戰。
  即便英國脫歐,歐盟、中國、美國在經濟實力上都大致處于一個層級,而且相當長時間內也不可能有任何國家擠入G3行列。也就是說,中美歐G3形成的“經濟基礎”相對穩定。在帕拉格·卡納看來,同樣重要的是,這三個國際行為體事實上代表了可供輸出且被其他國家模仿的治理模式。“他們是全球治理的生產者,其他大多數國家都是接受者。”這話雖然有點絕對,但也很難絕對地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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