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解放從經濟自立開始

作者:趙義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5-15
  20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100周年。五四運動的歷史地位是眾所周知的,它是我國近現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五四運動創造的五四精神更是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下午就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舉行第十四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今天,我們紀念五四運動、發揚五四精神,必須加強對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的研究。
  需要研究的課題很多。本期封面報道探討了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即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推動個體解放的歷程,特別值得今天反思的是,與個體解放相伴隨的一種社會思潮—個人主義是如何進入敘事話語而后又迅速淡出的。
  近日,《求是》雜志發表了習近平在2019年全國“兩會”首下團組的重要講話《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其中有段話是這樣說的:“哲學社會科學包括文化文藝不接地氣不行,要解釋現實的社會問題,開什么處方治什么病,首先要把是什么病搞清楚。要把好脈,中國身體怎么樣,如果有病是什么病,用什么藥來治,對這心里要透亮透亮的。號脈都號不清楚,那治什么病?”這對思考前述問題很有啟發。
  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大家都是要救中國,為中國找到出路,那也可以說是要對現實的社會問題號脈。今天來看,推動個體解放,號脈是準的。但當年的時代環境和時代條件,也決定了推動個體解放的現實難題。
  魯迅先生早就尖銳地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樣?他的答案很實在,其實非常深刻:要有錢。“錢”是通俗的說法,“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他還說:“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許比要求高尚的參政權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類更煩難。”這個觀察很敏銳,其實,要求經濟權并不“平凡”。看看歷史和現實就知道,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在鄉村的社會革命,部分地也就包括為農民掙得“經濟權”。改革開放后,隨著整個社會的人口大流動,各種經濟形式的興起,個體逐漸掙脫了單位制等束縛,創造力得到了極大發揮。
  這和西方國家的歷程是不一樣的。任何一種社會思想都離不開一定的社會土壤,也無法脫離實際上的問題導向。當個人主義思想被簡單移植過來,正是因為社會基礎的缺乏,而最終發生歧異。英國歷史學家艾倫·麥克法蘭在《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就發現,從13世紀開始,英國的農民就跟世界其他地方的農民產生了巨大的差異,個人而不是家庭才是社會和經濟活動的基本單位。根據他的研究,在工業革命前四五百年,英國就確立了“占有性個人主義”,絕對的個人產權,也就是說是個人而不是家庭在行使對財產的處置權。在他看來,是這種個人主義帶來了后來的工業革命,而不是相反。
  雖然麥克法蘭的觀點因為顛覆性太強,飽受爭議,但毫無疑問,個體的解放,必須要有個人“經濟權”作為基礎。這個基礎,在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推動個體解放的時候,至少是相當薄弱的。并且,歷史條件又決定了我們沒有一個寬松的環境可以從容不迫的去發展個人“經濟權”。由此,在緊迫的救亡圖存的時刻命題面前,不斷推向極端的個人主義便失去了合理性—毋寧說,正是由于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的脆弱,不斷推向極端又是必然的了。
  思想的力量不能低估,但歷史唯物主義的告誡須臾不可忘。
  其實,也許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在五四運動前后的先賢那里,個體的價值逐漸要與多數人的幸福結合起來。“個人”這個詞在當時還沒有熱幾年,“民眾”“勞工”“平民”“庶民”“國民全體”“勞動階級”等詞匯都已進入知識人的論說之中,用學者楊國強的話說:“知識人的論域明顯地下移,又明顯地擴大。這些名詞所對應的都是這個社會里的多數人和下層人,略同于錢玄同眼中的‘粗識之無’和‘灶婢廝養’。”個體的價值必須在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的過程中才能得到確立。所謂世界“陸沉”、先救自己的論說已經被打上了死結。
  對今天的人們尤其是青年人來說,重溫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的個體解放的思想歷程,相信會獲得一定的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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