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市場博弈,牽動大國興衰

  2018年,“中美貿易戰”的硝煙中,西方世界出現“中國威脅論”。翻開《偉大的博弈—華爾街金融帝國的崛起》,我們可以看到,100年前的世界正在流行“美國威脅論”。歷史總是不乏驚人的相似之處。了解歷史,有助于我們穿越現實的迷霧,照亮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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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刊記者 楊露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5-15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多年前為《偉大的博弈》作序時,曾問過這樣的問題:華爾街為什么能成為華爾街?紐約為什么能成為紐約?美國為什么能成為美國?
  書里就能找到詳細的答案,這本書為美國作者約翰·S.戈登所著,通過細節式的歷史素描,記錄了華爾街錯綜復雜、跌宕起伏的故事。在華爾街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它直接推動了美國的歷次產業化浪潮,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與此同時,華爾街在野蠻生長中也不可避免地充斥著陰謀與貪婪,泡沫與崩潰。
  審視華爾街的過去和今天,漫長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資本的競爭力對于一個國家的軍事、經濟、科技等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可以說,沒有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就沒有一個現代大國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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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帝國的傳奇
  200多年前,美國還是一個嶄新的國家,財政狀況也極其惡劣。而紐約也并非天生繁華,這座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城市,發源于北美殖民地一個小小的貿易前站。荷蘭人為防御英國人的入侵,在城市北部修建了圍墻,緊挨圍墻的這條街就被命名為“墻街”,也就是華爾街。
  長不超過一英里,寬僅11米,這條小小的街道,正是從這里起步,走向了世界的舞臺。
  紐約依靠獨一無二的地理優勢,在當地荷蘭裔移民的商業精神的催化下,逐步成長為一個繁榮的都市。但在當時,對于美國的其他地方而言,紐約經常是邪惡與危險的象征。美國開國元勛托馬斯·杰斐遜就稱,紐約是“人性墮落的大陰溝”。
  然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捍衛著截然不同的理念,作為最熱愛城市和最具有商業精神的美國開國元勛,他為新生的聯邦政府制定了金融改革計劃。
  漢密爾頓試圖做三件事情:第一,他尋求建立一個完善的聯邦稅收體系,以保證國家有一個穩定的財政來源;第二,他想用政府信用作為擔保,以優厚的條件發行新的債券,去償還舊的國債,以及戰爭期間幾個州的債務;最后,他想按照英格蘭銀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銀行,來代替政府管理金融并監管國家的貨幣供應,很可惜最后銀行被迫關閉。
  漢密爾頓對華爾街意義非凡,這個計劃直接帶來了美國經濟的繁榮,也很偶然地給了華爾街成為一個美國資本市場發祥地的機緣。
  在美國各行各業的變革性發展,都有來自華爾街的支撐,從修建運河、鐵路和發展電報等,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相互促進的巨大意義顯露無疑。比如華爾街是美國鐵路發展的助推器,反之,鐵路巨大的融資需求也使得鐵路證券成為華爾街投資的主要品種,造就了第一批工業時代的產業大軍和百萬富翁。
  值得一提的是戰爭,南北戰爭對美國和對華爾街的影響同樣深遠,給資本市場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牛市。書中描述了頗為諷刺的一幕:在成千上萬戰士在前線失去生命的同時,一夜之間躍升為世界上第二大資本市場的華爾街使得紐約成為一個繁榮都市。
  極度繁榮的美國經濟也在慢慢醞釀著危機。伴隨銀行體系的不斷擴容,當遇到風險時,客戶的擠兌情況很容易讓相關銀行崩潰,并將風險進一步擴大和傳導。
  華爾街上的強勢人物約翰·皮爾龐特·摩根以及金融危機等典型歷史片段在書中的描摹,呈現了當時政府與市場的博弈。1913年美聯儲成立了,促成這一事件的原因是摩根和華爾街的銀行家們阻止了這場可能將美國經濟拖入深淵的金融恐慌。在這個過程中,摩根個人扮演了中央銀行的角色。
  美國的中央銀行之路可謂是一波三折,直到今天,美國人依然掙扎在這些博弈之中。本·伯南克作為美聯儲主席經歷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他曾說過他從大蕭條中學到了兩個重要的教訓:一是要穩定我們的金融體系;二是作為最后貸款人,央行要確保貨幣政策能充分地適應和支持金融體系的正常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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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游戲,亙古不變
  1791年開始的北美第一次投機狂熱中,出現了資本市場的另一類典型參與者、資本市場陰暗面的代表人物之一—內幕交易者。當時聯邦政府財政部部長助理威廉·杜爾,貪婪得大膽赤裸。他是這場投機狂熱中的弄潮兒,也是此后300多年股市操縱者們的鼻祖—公然利用公權力獲取內幕信息交易。
  這激蕩世俗的年代,人人以物質追求為目標,道德底線被輕易穿越。所有的財富故事都曖昧不明,各方力量博弈、斗爭、妥協,有智慧、光芒和魅力,也有自私、愚昧和錯誤,都被日后的人們認真地記錄下來。
  華爾街曾有過很多失誤,發生過多次由于客戶擠兌導致銀行大范圍倒閉的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是1893年的金融危機,合計有超過500家銀行因擠兌而倒閉,影響了大批美國家庭。
  這一切紛繁復雜的背后,已然不變的人性,在數次金融危機中表現出來的貪婪和恐懼,幾乎和350年前人類第一次大規模投機事件“郁金香泡沫”別無二致。
  “郁金香泡沫”是人類歷史上有記載的最早的著名投機活動。16世紀中期,郁金香被從土耳其引入歐洲,價格的迅速上漲引發了公眾對財富的狂熱追求。荷蘭的“郁金香泡沫”昭示了此后人類社會的一切投機活動,尤其是金融投機活動中的各種主要要素和環節。當然,還有荷蘭人可貴的商業精神。
  一次又一次,歷史往往是重復的,只是經常以另一種方式呈現出來罷了。華爾街在歷史的內在戲劇性中,不斷遭到毀滅,又不斷得到重生。?
  正是個體利益驅動著華爾街前進,他們沒有規則,處理投資問題直指核心,貪婪、冷酷,撥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脈脈而回到利益關系的基本面。想起電影《華爾街之狼》—在華爾街上,金錢如毒品,一旦沾上便叫人欲罷不能。
  但華爾街的每個人都在這個過程中或多或少地創造著歷史。經歷過種種硝煙和陣痛過后,人們才意識到規則的重要性。不管過程多么曲折、不管問題多么復雜、不管市場曾經多么混亂,在這些跌跌撞撞中,華爾街逐步地褪去野蠻色彩,開始創造規則與準繩,最終才能成為一個可與世界強國比肩而立的金融帝國。
  如今的華爾街成了一個旅游勝地,經常有大批游客慕名而來,帶著敬畏,希望看看魔幻般的“金融帝國”是什么樣子的。一棵梧桐樹、一座雕像、一個教堂,這條狹窄的短巷以這種簡潔的方式向人們敘述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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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華爾街的歷史風云
  —作者戈登和譯者祁斌的對話(摘編)
  祁斌:您研究美國經濟和金融史多年,而美國經濟和金融的發展是迄今為止西方各國中最為成功的,當然,美國相對于很多其他國家也有一些得天獨厚的優勢,比如,美國的自然條件非常優越,也沒有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洗劫等等。但是,除此之外,應該還有一些更深層次的原因。
  戈登:我認為,在過去的200多年中,美國經濟和金融,包括華爾街,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國是一個自由經濟體。在這樣一個經濟體中,人們能夠自由地謀求他們自己的利益。
  美國相對其他國家來說更為成功的另一個原因,還在于它是一個完全嶄新的國家。美國的《憲法》只存在了200多年,這個時間對美國人來說已經是很長的時間了。因此,在美國建國之初,它有機會畫最新的圖畫。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有一句至理名言:“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美國還有一點很幸運,那就是在建國初期,經濟學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于1776年,與美國建國在同一年,這在歷史上是一個巨大的巧合。
  祁斌:在一個缺乏中央銀行和證券監管機構的金融體系中,美國資本市場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處在一個自我演進、自我探索、自我修復的過程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很多股市甚至金融體系的崩潰,而股市或金融體系的每一次崩潰,無疑會給經濟帶來沉重的打擊,使得全社會為之付出高昂的成本,這是不是一個資本市場發展的最優路徑?我們從反思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在美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早期,政府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更有遠見的路徑規劃和框架設計,以降低這種震蕩式發展給社會帶來的高昂成本?
  戈登: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在美國經濟發展的早期,政府對市場的影響非常小。最初,美國只是一個殖民地,只有一些進出口貿易,到19世紀末,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基地,卡內基一家公司的鋼鐵產量超過了英國生產的鋼鐵總量。而在整個19世紀,美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都很少。
  當華爾街在1860年第一次成為一個巨大的資本市場時,它仍然還像西部片里那樣,是一個“牛仔們廝殺的地方”。你猜猜是誰首先改變了這種情況?是華爾街自己。華爾街的經紀人隊伍與市場有著共同的利益,他們的生存有賴于市場的長期發展和繁榮,他們和此前那些只顧操縱市場的投機者不同,他們從自己的利益出發,開始了對市場的自律約束和規范,從而使華爾街逐步走上正軌。
  所以,美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人們可以做任何事,直到政府立法來規范。最典型的例子是:洛克菲勒在石油行業蠶食競爭對手,后來他的帝國幾乎完全壟斷這個行業,直到1911年政府強行將標準石油公司拆分為34家公司以維持競爭格局。
  祁斌:您覺得美國華爾街和金融體系發展歷程中最大的教訓是什么?
  戈登: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銀行。就像我們剛才討論的那樣,美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沒有中央銀行,其后果是災難性的。在19世紀后半葉金融危機來臨的時候,美國不得不依靠J.P.摩根個人來扮演中央銀行的角色。
  祁斌:1929年股市崩潰之后,美國政府認識到,完全依靠市場自我演進式的發展,可能要支付過高的社會成本。因此,美國在1929年股災后建立起了證券監管機構—美國證監會。在1987年股市崩潰中,美國政府介入,維護了市場的信心,減少了股災對經濟的危害。此外,政府在一個市場中還應起到制定規則和維護市場秩序的作用。
  戈登:從長期來看,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是一定會崩潰的。胡佛曾說過,資本主義的最大問題是資本家本身—他們太貪婪,他們總是犧牲市場整體利益來服務于他們自己的利益。任何一個市場都需要警察和裁判,你可以想象,在一個沒有警察的社會里,人們甚至會在停車場里相互殘殺,一場沒有裁判的橄欖球賽將會是一場災難。一個自由的市場并不是一個沒有監管的市場,市場需要有人仲裁,也需要有人來制定規則。但我們必須要保證裁判的公正性,要特別小心是誰在制定規則,規則又服務于誰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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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S. 戈登
  John S. Gordon,美國作家和經濟歷史學家。1944年生于紐約,其祖父和外祖父均在紐約股票交易所擁有席位。戈登于1966年畢業于范德比爾特大學,獲歷史學學士學位。1999年,《偉大的博弈》出版,獲得各界廣泛關注,美國全國廣播電視公司(CNBC)還專門為此書制作了長達兩個小時的專題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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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斌
  清華大學物理學學士、經濟學博士;芝加哥大學MBA;羅切斯特大學生物物理學碩士。1996—2000年在紐約和倫敦就職于高盛集團和法國巴黎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2000年回國加入中國證監會,歷任戰略發展委員會委員、基金監管部副主任、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證券期貨研究院執行院長(兼)、創新業務監管部主任、國際合作部主任。2016年起擔任中投公司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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