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擊“軟暴力”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黑惡勢力也在不斷的變化,行為方式向軟暴力發展就是一大典型變化。

作者:本刊記者 曹檸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5-16
  在前段時間熱映的電影《無名之輩》中有這樣的橋段:開發商老板高明欠債不還,債主劉五組織了一幫社會混混頻繁在鬧市張羅 “追悼會”,拉掛橫幅、播放哀樂、擺放花圈,逼迫高明露面。
  為了追債,以在社交媒體披露他人隱私來進行威脅;為阻止他人出租房屋或施工作業,傳播不實消息、設置障礙、張貼條幅、播放哀樂、占領施工場地、驅趕作業人員;以經濟糾紛或醫療糾紛為事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在醫療單位擺放花圈、阻礙醫護人員工作……這些影視劇中的常見橋段往往來源于生活,耳濡目染,形成了公眾對“混混”的理解。它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赤裸裸的暴力,更多是一種精神暴力,可以稱之為“軟暴力”。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顯示,2018年全國司法機關審結黑惡勢力犯罪案件5489件2.9萬人,其中不乏利用“軟暴力”手段實施犯罪的情況。但是,由于“軟暴力”難以準確界定,且一般不直接對被害人的人身、財產權益造成刑事法律范疇的侵害,長期以來處于灰色地帶。
  “黑惡勢力犯罪呈現出明顯的日常活動向‘軟暴力’發展變化的特點。這種‘大錯誤不犯,小錯誤不斷’的“軟暴力”行為,往往在司法執法中形成了‘氣死公安局,法院沒法辦,群眾有意見’的局面。”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靳高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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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黑除惡具體化、精確化
  中國人民大學司法數據治理與量化應用研究中心對近五年來黑惡勢力犯罪及“軟暴力”刑事案件進行了裁判文書數據挖掘,相應的數據分析結果表明,過去五年間黑惡勢力犯罪總量為3萬件左右,其中以“軟暴力”的犯罪手法實施的黑惡勢力犯罪為4275件,“軟暴力”案件占比為一成多一點。
  同時,“軟暴力”犯罪案件在過去的司法實踐中面臨著不少懲處難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程雷表示,輕刑化、緩刑率高等趨勢非常明顯。“造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法律規范不清晰、界定模糊等制約著依法懲治‘軟暴力’犯罪。”
  2018年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中已經明確提出嚴厲打擊和懲處黑惡勢力犯罪及相應的采用“軟暴力”手段違法犯罪問題。
  2019年4月9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領導小組辦公室舉行首場新聞發布會,集中發布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出臺的四個關于辦理掃黑除惡案件的指導意見,其中兩個文件劍指“套路貸”和“軟暴力”現象。在《關于辦理實施“軟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進一步對黑惡勢力違法犯罪的“軟暴力”手段作了界定和細化,不僅規定了認定“軟暴力”手段的原則,而且列舉了司法實踐中“軟暴力”的通常表現形式:
  一是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財產權利的手段,如跟蹤貼靠、揚言傳播疾病、揭發隱私、惡意舉報、誣告陷害、破壞、霸占財物等;
  二是擾亂正常生活、工作、生產、經營秩序的手段,如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破壞生活設施、設置生活障礙、貼報噴字、拉掛橫幅、燃放鞭炮、播放哀樂、擺放花圈、潑灑污物、斷水斷電、堵門阻工,以及通過驅趕從業人員、派駐人員據守等方式直接或間接地控制廠房、辦公區、生產區、經營場所等;
  三是擾亂社會秩序的手段,如擺場架勢示威、聚眾哄鬧滋擾、攔路鬧事等;
  四是符合“軟暴力”定義的其他違法犯罪手段。此外,對于通過信息網絡或者通訊工具實施,只要符合“軟暴力”定義的違法犯罪手段,也應當認定為“軟暴力”。
  “如果報案人稱外出被多人跟蹤,有些甚至是對方在當事人家門口或家里聚集,但即便報警,由于對方并沒有使用任何暴力手段對當事人進行傷害,警方往往也只能驅散。”濟南市長清區的刑警高程告訴《南風窗》記者,過去這些情況只能以治安處罰來處理,因此屢禁不止,有了這份《意見》后,打擊“軟暴力”會更加徹底和堅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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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劍“老大難”
  就在《意見》發布的第二天,4月10日,浙江省衢州市常山縣法院公開開庭審理并宣判了一起利用“軟暴力”插手民間糾紛、蓄意破壞營商環境的典型案件,成為“軟暴力”新規在審判實踐中的首次運用。
  受害單位常山眾卡運力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立足于“互聯網+公路運輸”的運力企業。2017年年初,被告人舒某某得知有司機被承運商拖欠運費,產生了幫討債從中謀利的想法。在明知常山眾卡公司已付清所有運費且已發函催促下級承運商支付運費的情況下,舒某某仍以合同簽訂有瑕疵為借口,要求常山眾卡公司重復支付,組建以貨運司機為主體的微信討債群,與之前建立的近2000人的微信群,唆使司機委托其討債,更在微信群里多次、反復發布“懸賞通告”,揚言將效仿西方“地下裁判團”,以談判、調解、扣貨等手段,威脅、恐嚇常山眾卡公司重復支付運費,煽動司機在全國范圍內扣貨并給予獎勵。迫于舒某某的威脅,常山眾卡公司支付了運費151700元,舒某某從中獲利19500元。
  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舒某某為謀取不法利益,使用“軟暴力”犯罪手段,非法插手民間糾紛,強拿硬要,通過信息網絡和通訊工具發布懸賞公告、恐嚇、談判、威脅扣貨等“軟暴力”方式,使被害單位負責人產生恐慌,支付了本不應由其支付的運費,嚴重影響了交通物流行業的正常生產、經營秩序,損害了民營企業利益,破壞了營商環境,情節嚴重,行為已構成尋釁滋事罪。
  上海市寶山區人檢察院第二檢察部副主任孫麗娟在昆明市檢察機關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工作培訓電視電話會議中表示,有組織地采用滋擾、糾纏、哄鬧、聚眾造勢等手段擾亂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使他人產生心理恐懼或者形成心理強制,分別屬于《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的“恐嚇”、《刑法》第二百二十六規定的“威脅”,同時符合其他犯罪構成條件的應分別以尋釁滋事罪、強迫交易罪定罪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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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路貸是典型場景
  王磊是昆明市公安局刑警支隊的一位有著20多年從業經歷的骨干,他告訴《南風窗》記者,在執法過程中,最常遇到“軟暴力”的情形就是追債,但雙方并非是常規的欠債還錢,而更多是一種偽裝成民間借貸的新型犯罪形式—“套路貸”。
  “套路貸”一般是以民間借貸為幌子,通過騙取受害人簽訂虛假合同虛增債務,偽造資金流水等虛假證據,并以審核費、管理費、服務費等名義收取高額費用,惡意制造違約迫使受害人繼續借貸平賬,不斷壘高債務,最后通過滋擾、糾纏、非法拘禁、敲詐勒索等暴力等手段催討債務,達到非法侵占受害人財物的目的。
  2018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下發通知,對“套路貸”犯罪認定、審查、防范與鑒別機制等作出規定。2019年2月26日,在公安部新聞發布會上,河南安陽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胡文立介紹了典型的“套路貸”案例—三個月內,借款1000元變成了貸款5.4萬元。
  安陽市某師范學院大學生李某某接到“校園貸”詐騙電話,通過微信等網絡工具提出借款1000元,扣掉其他費用后實際到賬金額只有590元,貸款期限也由原來約定的七天變成實際上的五天,貸款到期后,因李某某無錢償還,犯罪嫌疑人又向李某某介紹第二個貸款平臺,李某某再次向第二個貸款平臺貸款用于歸還前期的債務,就這樣循環下去,三個月后所欠的貸款已經變成了5.4萬元。
  對無力還款的受害人,犯罪嫌疑人就采取向受害人及其家人、同學、老師、親戚發送裸照、靈堂照及侮辱、恐嚇短信等“軟暴力”手段進行騷擾、威脅,對受害人施加巨大精神壓力,迫使其還款。
  從該案例中可以看出,“套路貸”與普通的民間借貸有著本質的區別。“套路貸”是以借款為幌子,誘騙受害人簽訂虛假合同,主動追求并制造“違約”事實發生,為下一步設計“套路”、非法占有更多財物奠定基礎,最終目的是非法占有借款人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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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暴力”是手段而非罪名
  “軟暴力”行為的明晰化為執法過程中遇到的許多情況定了性,但這也不是說“軟暴力”就是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還要看實施“軟暴力”者是否具備構成犯罪的要件。這個標準是什么呢?
  《意見》 中給出了 “兩個足以”的標準,“軟暴力”應當足以使他人產生恐懼、恐慌進而形成心理強制,或者足以影響、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財產安全,影響正常生活、工作、生產、經營,才能構成違法犯罪的手段。對哪些情形可以認定為 “足以”, 《意見》 也作了進一步細化。
  從掃黑除惡的執法實踐中來看,“軟暴力”犯罪判定的另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必須是以黑惡勢力為背景,以暴力為后盾的。王磊表示,如果不是由“黑惡勢力”有組織地實施或者尚達不到“兩個足以”的程度,就不能作出這樣的認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分析,一般滋擾行為不能認為是“軟暴力”,只有以黑社會、惡勢力為背景的滋擾行為,可以認為是“軟暴力”。為此,新規中還特別明確“因本人及近親屬合法債務、婚戀、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而雇傭、指使,沒有造成嚴重后果的,一般不作為犯罪處理”。
  全國掃黑辦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長杜航偉在4月9日的發布會上曾表示,作為犯罪手段的“軟暴力”,只是行為的一種方法,并不是刑法意義上的一個完整的犯罪行為。也就是說,“軟暴力”既可以作為尋釁滋事罪的行為手段,也可作為敲詐勒索罪的行為手段,就像暴力既可作為故意傷害罪的手段,也可作為非法拘禁罪的手段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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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除“軟暴力”需要綜合治理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黑惡勢力也在不斷地變化,行為方式向“軟暴力”發展就是一大典型變化。此外還有組織結構逐步嚴密化、公司化,向經濟、政治領域深度滲透等新涌現出的特點。雖然表面上看打黑除惡是周期性重復,但實質上是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逐步完善黑惡犯罪治理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劉仁文告訴《南風窗》記者,“從強調打黑,到打黑除惡,再到掃黑除惡,不止是表述的不同,更多的是刑法觀、刑事政策的變遷。現階段掃黑除惡注重鏟除黑社會性質組織、惡勢力犯罪滋生的土壤,強調‘打傘’與掃黑除惡并重,都一定程度體現了預防犯罪的理念。”因此,懲治惡勢力犯罪逐步規范化、法制化的過程也體現在法治軌道內打黑除惡的思路。
  根據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全國掃黑辦主任陳一新的介紹,按照專項斗爭為期三年的目標要求,今年是專項斗爭承上啟下的關鍵之年。隨著專項斗爭全面深入推進,大批涉黑涉惡案件陸續進入起訴、審判環節。
  這個節點上,《意見》的發布為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明確“軟暴力”行為,提供了相對精準的司法解釋和法律依據。通過精準的界定,界定“軟暴力”有法可循,提升了執法辦案的可操作性。
  如何鏟除“軟暴力”的生存土壤,壓縮“軟暴力”的演變空間,掃黑除惡的斗爭還要面臨艱難的摸索。劉仁文表示,“這不僅與偵查體系的改革、偵查手段的創新、反腐敗高壓態勢相關,還與基層政權建設、公共政策的完善等法律之外的功夫有深層聯系。”
  (文中王磊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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