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假新聞和真相危機

  我們沒能將“真相的勇氣”民主化,恰恰相反,我們召集了“抹黑”。而新一代詭辯家說,真相是一個搖擺不定的影子,每個人的真相與旁人的真相恰好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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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伯納德﹣亨利·萊維(Bernard- Henri Lévy)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5-16
  我受“谷歌歐洲”邀請,參加了在巴黎舉行的一次關于真相隕落、假新聞崛起以及如何抵擋這兩者的頭腦風暴。
  我在宣講開頭,引用了喬治·奧威爾的《回顧西班牙內戰》。作者說,在西班牙,他第一次發現“報紙的報道與事實毫無關聯”。但我隨后指出了在極權主義出現前后所發生的多次思想劇變。
  康德式“批判”—它將實質與現象領域分離—限制了我們對于現象的知識,假定我們只能在我們的感覺、理解和理性所允許的限度上認識現象。這一批判在我們與真相的關系中注入了主觀性測度,而英國脫歐的支持者也許就是今天這一測度的自愿受害者。
  尼采式“視角論”將真相轉變為“觀點”,對于能讓事物更強大的觀點判斷為“真”,對于讓他感到悲傷和削弱的觀點則判斷為“假”。這引發了第二次思想地震,其振波不可避免地通過政治制度傳遞,讓普京等領導人的崛起有了形而上學的可能性。
  后尼采時代的“結構主義”,通過將“真相的意志”歷史化(米歇爾·福柯),將真相放在“引號中”(雅克·德里達),分離來自其指示對象的信號(路易·阿爾都塞),以及將顯而易見的事物隱沒于亂糟糟的表格和圖像(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或將其綁定于博羅梅奧圓環(雅克·拉岡),可能導致我們與簡單、無可辯駁的真相角度失去聯系。
  接著,我將關注點轉向了互聯網和GAFA(谷歌、蘋果、Facebook和亞馬遜)在一系列事件中的責任,尤其是被“數字民主”解放后的幾乎無窮數量的言論。
  一開始,我們只是要求被聽到;然后,我們要求聆聽者尊重我們的表達方式,不管他們怎么想這些方式;最后,我們警告他們不要將某種陳述置于另一種陳述之上,或認為也許存在一個真相層級。
  我們本以為,我們在將“真相的勇氣”民主化—對于已故的福柯來說,這無比寶貴;我們本以為,我們給予每一位“真相之友”技術手段,使其為知識的冒險作出貢獻,不管他是冒失還是謹慎。
  事實恰恰相反,我們召集了“抹黑”。真相的身體被擺上桌面,受到同類相食的欲望的驅使—我們準備將它撕碎。我們所有人一起,縫成了一件來自血腥腐壞的碎片、雜糅著“確信”和“懷疑”的百衲衣。
  這一奇觀,造就了新一代詭辯家的乖張,而沒有了希臘式的優雅。他們說,真相是一個搖擺不定的影子,人是所有人的標尺,每個人的真相與旁人的真相恰好平等。
  因此,我向谷歌歐洲、中東和非洲合作伙伴和戰略性關系總裁卡洛·阿薩羅·比昂多,提出了三個具體且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概念。
  首先是羞恥殿堂。在這里,在全世界前50、100或200大報紙的合作下,任何給定時刻的最危險的假新聞,都能被實時列出。
  其次,應該開展法國18世紀學者之間那樣的競爭。網民可以提出,某件檔案、視頻或相關工作,所蘊含的真相或諷刺的力量能夠給最有害的假新聞“消毒”。勝者將獲得資金的支持,以完成這項工作。
  最后,在狄德羅身后250年時,應該編寫一部新百科全書—是的,一部百科全書,真的百科全書,而不是維基百科和它的魚龍混雜的條目。除了全球科技企業,誰還有實力將數千名有能力構建所有學科知識寶庫的真正學者聚集在一起?
  選擇是明確的:百科全書或無知。
  我不想給予一次谷歌會議過度的重要性,但它難道不能作為一次警世鐘?那些需要為最糟糕的情況負責的人,難道不應該承擔彌補傷害的部分責任,承擔廢墟后重建的部分責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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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權《南風窗》獨家刊發中文版。伯納德﹣亨利·萊維是法國“新哲學家”運動創始人之一,最新著作為《帝國和五位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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