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摩擦下的改革邏輯

作者:趙義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6-26
  眾所周知,中美貿易摩擦已經是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最大外部變量。中國政府多次申明,我們對通過談判達成協議抱有最大的誠意。不過,通過最近貿易摩擦的升級,對中美經貿關系是否會走向常態化的打打談談、邊打邊談,我們也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美國不是一般的國家,它自詡為經濟全球化的倡導者,實際上也是最大的受益者。過去幾十年,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每一個重大關口,也主要是圍繞中美關系的不斷破題展開的。不管怎么說,中國的發展遇到了一個極大的坎,我們思考的重心就是如何跨過這個坎。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說,就是要“什么陷阱啊,什么圍追堵截啊,什么封鎖線啊,把它們通通拋在身后!”這個坎不簡單,理解了這個坎才能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這個坎有個極大的好處,就是幫助我們更好地界定清楚、進而更加有力地維護我們的國家利益。國家利益不是一個先驗的問題,正是在和世界最強國家的經貿爭端中,那些關系到一個共同體的生存和發展的要害問題才暴露無遺,我們也才發現和體驗到了那些真正的風險。維護國家利益也不是抽象的,更主要的就是體現在把這些事情做好,目的是避免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受到根本傷害。
  中美貿易摩擦是生動的一課。它讓我們明白了,中國發展的未來,不能再受制于任何單一的國際市場。任何一個重要領域,受制于單一的國際市場,都是危險的事情。
  此時,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分散風險,并不意味著就是另搞一套規則,“不是要另起爐灶”。恰恰相反,正如政府多次強調的那樣,不斷擴大開放和推進改革,本身就是我們自己發展的內在要求。“最重要的還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對這個重大論斷要有準確到位的理解。
  在中美經貿摩擦中,我們也形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外部環境的變化既給我們帶來了重大風險,也給我們提供了推動改革的機遇。在中美經貿談判乃至在中美的大國博弈的過程中,我們既要有效維護好國家利益,又要不斷加深對中美經貿摩擦下的改革邏輯的理解。
  為了理解這個改革邏輯,可以看一下最近劉鶴副總理在第11屆陸家嘴論壇上的演講。劉鶴提出,不管暫時出現什么情況,我們需要關注大趨勢。而“大趨勢”正是和改革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至少有兩個大趨勢,從中可以看出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方向。
  第一個是中國從外需導向轉向了國內巨大市場驅動。巨大的國內市場正成為全球市場的主要組成部分,對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都發生重大的影響。正如“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顯示的作用,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本身就是中國對有關國家進行反制的有力武器。
  根據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江小涓的觀點,出口占GDP比重的下降,這是大國經濟的常態。只不過,在中美經貿關系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國內巨大市場的驅動作用開始凸顯出來。而要轉向國內巨大市場驅動,對我們的法律體系(包括公平競爭、知識產權保護等)、政府治理等影響統一大市場的問題,就提出了迫切的改革要求。圍繞國內巨大市場驅動展開的改革勢必會加快。
  另一個大趨勢是金融大整頓。正如劉鶴所說,宏觀杠桿率高速增長勢頭已經得到初步遏制,大局已經得到穩定。通過嚴肅市場紀律,消除了一些比較突出的風險點對國民經濟和公共利益可能造成的危害,增強了金融機構的穩健性。
  在中美經貿摩擦過程中,我們都深刻感受到了中國經濟結構的脆弱性。可以說,這次經貿摩擦讓政府加快了結構性改革的步伐。其實,從最近幾十年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上超大型經濟體無不都經歷了一次金融大整頓,包括日本從《廣場協議》到資產泡沫之后的銀行業大整頓、美國的金融業去杠桿,其力度都是非常大,也都保證了在經濟全球化發生重大轉折的時候,能夠保持金融的穩健。金融業越穩健,在對外經貿博弈中,底氣自然也會更足。
對中國來說,金融大整頓剛開始,在去杠桿取得初步成果的同時,也碰到了金融機構的某種緊縮效應。這充分反映了在中美經貿摩擦背景下進行金融大整頓的難度,對金融監管、金融業公司治理結構等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中美經貿摩擦中理解大趨勢,在大趨勢中理解改革的邏輯,這樣,對政府的施政我們就會看得更清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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