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爆雷,當富人也成韭菜?

  和所有的爆雷故事一樣,這是一場“賣者盡責,買者自負”的游戲。當“百萬門檻投資者”淪為“富人韭菜”,他們依然需要維權。

作者:本刊記者 何治民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9-18
  星巴克是私募從業人員交流或談業務的“老地方”。8月14日,午飯過后,譚宇和之前私募公司的同事一起,來到公司附近的星巴克,人比往常少了一些,但依舊有不少熟悉面孔。
  “你們還在那家私募嗎?”一位路過的高挑美女徑直坐下來,邊補著口紅邊向譚宇分享新工作的“發財機會”。事實上,他們彼此叫不出對方的名字,只是知道,大家以前都在私募機構工作。
  所在的私募基金公司解散了,譚宇和同事張揚被離職,譚宇以員工代表身份留在公司客戶維權群里,負責協調事宜,偶爾聚在一起,他們最關心的依舊是,啥時候能領回被拖欠的4個月工資。
  被動離職的背后是一家家私募爆雷的殘局,和譚宇相比,踩雷的私募投資者更焦慮。
  私募基金是指以非公開方式向投資者募集資金設立的投資基金,投資金額100萬元起。雖然有100萬元的投資門檻,但高收益一直吸引著投資者涌入。?
  高收益伴隨著高風險,按要求,私募投資者應具備“相應的風險識別能力以及風險承擔能力”,意味著這是一場“賣者盡責,買者自負”的游戲,但現實并非如此,一旦私募爆雷,這群“百萬門檻投資者”就淪為“富人韭菜”,維權之路也注定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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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潮滾滾?
  譚宇所在的私募公司在深圳福田區卓越時代廣場,公司官網資料顯示,這是一家2017年11月成立的私募基金,投資領域為地產基金和股權基金業務,并“專注于深圳城市更新項目投資”。而譚宇是2018年年底才加入,今年5月公司因產品違約而解散。
  公司爆雷其實是有征兆的,“回款慢了,募集周期拉長了。”違約的產品是投資的城市房地產舊改項目,400多名投資者踩雷,涉及金額達10億元。“目前正在資金處置,不曉得什么時候能上案。”
  無獨有偶,曹梅踩雷的私募產品,也是投資的政府城市舊改項目,項目在中部省份某縣城,她不知道的是,投資的財富管理公司實控人,正是負責產品投資項目開發的地產商老板,該實控人旗下還有P2P平臺,隨著P2P平臺被處置,該實控人就被抓,當地政府也不履行回購協議了,“經偵都拿政府沒辦法,我們也很絕望。”
  2018年6月,涉及200多億元的阜興案爆發,私募爆雷才進入大眾視野。在這之后,私募爆雷不斷,雷潮中大部分都是中小私募,其中也不乏有50億元以上的大私募,如2019年以來,有“中國黑石”之稱的中信資本、永柏資本、金誠集團旗下私募先后爆雷。
  據中國基金業協會公布的28批失聯私募名單,失聯的私募公司達777家,從地域上來看,深圳失聯的私募達到210多家,占比近3成。僅今年上半年,就有268家私募公司失聯,較2018年上半年的163家增加6成。
  如果把時間軸再拉長一點。據行業第三方私募排排網數據,2018 年清盤的私募產品數量則高達 8013 只,約前4年清盤產品的總數。據央視財經報道,受P2P和私募爆雷影響,深圳局部區域的寫字樓空置率達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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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早已埋下
  私募為何頻頻爆雷?答案就在于,高收益驅動的畸形業務邏輯,而這種業務邏輯游離在監管之外。
  “私募產品的收益普遍比較高,甚至有不少投資者借錢來投資,賺利差。”譚宇向《南風窗》記者透露。據行業第三方私募排排網的統計,2019年上半年,深圳私募以24.24%的平均收益位居榜首,北京和上海的私募的平均收益是19%左右,遠遠高于其他理財產品收益。
  高收益意味著高風險,所以監管對合格投資者提出要求,但在實際操作中,私募管理機構往往采取股權收益權回購、股權強制回購等方式發放債權性收益,轉移風險,也就是俗稱的“明股實債”,這種做法在行業算是公開的秘密。
  投資人的高收益對應的就是私募機構的高成本,事實上,與香港不同,內地私募行業銷售人員有底薪,人力成本更高,“前幾年做私募業務的都賺到了,底薪都有1萬元左右,月薪3萬~5萬元不是問題。”前私募行業人士李飛對《南風窗》記者說,如果再加上私募產品銷售的渠道成本,私募機構要付出的成本就更高了。
  如何才能覆蓋如此高的成本?方法就是借新還舊。不斷發行新的產品募集資金,按要求,每只產品需有獨立的專用賬戶,但行業內一個基金經理同時管理多只私募產品的情況很普遍,俗稱“一拖多”。
  一般而言, 私募投資基金有“資金募集—投資交易—投后管理—資金退出”四個環節,俗稱“募投管退”,不難想象,在同一私募經理管理多只私募基金的情況下,這些基金很難在這四個環節上做到監管要求的相互獨立,現實情況往往是,在“一拖多”的掩護下,基金管理人有了更多的騰挪和資本運作空間,甚至可能演變成龐氏騙局。
  不斷發行的這些私募產品一般融資期限很短,且融資金額不大,目的就是為了在一兩個月內完成募集,“都是先圈錢做資金池,然后再做長投。”譚宇的另一位前同事補充到,在經濟環境尚好的時候,這樣的操作還能募到源源不斷的資金,一旦經濟大環境不好,潮水退去,就知道誰在裸泳。
  “明股實債”“一拖多”、資金池……對于這些私募行業亂象,監管也下過功夫。早在2014年5月,證監會曾發文明確禁止資金池業務,隨后,2017年,中國基金業協會開出第一種罰單:中信信誠違規開展資金池業務暫停備案6個月。
  但資金池業務并沒有因此而消失匿跡,矛頭指向監管機制。和銀行、信托等金融機構相比,私募和P2P的監管有相似之處,兩者的監管更多的是自我管理,資金池、自融、高息保本問題難以被監管部門和外界探知,流動性降低環境下,這些問題會直接放大承兌付危機。“私募和P2P往往是企業融資的最后選擇,資產端的兌付能力受經濟大環境影響大。”廣強律師事務所非法集資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主任曾杰律師對《南風窗》記者分析稱。
  按規定,私募管理機構需定期披露投資動態和資金使用情況,這就意味著,一旦投資有異樣,投資者是能第一時間知曉,但實際中這種信息披露大打折扣,在項目投資前期,給投資者的收益都能如期到位,“只要能拿到錢,投資人就不會去關注資金的流向。”
  雷往往在此時就埋下,何時引爆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但是誰都沒想到,房地產基金業務是引爆器。據《中國房地產報》報道,近期有多只號稱投向地產類資產的私募基金發生逾期違約、自融、偽造公文等違規問題,如新華財富、永柏資本、金城集團等。
  這些私募爆雷的邏輯很簡單,隨著房地產調控政策收緊,項目投資回款跟不上,再加上資管新規要求去剛兌,投資者開始謹慎投資,融資延續資金也不給力,很容易造成資金鏈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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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人的維權
  私募投資者曹梅本身是一名金融從業人員,在投資私募產品前,她做過盡職調查得知,產品將投資中部省份某縣城當地最大的一個舊改項目,且有政府擔保回購,“查到的信息都告訴我這是一個安全的產品”。
  本以為有政府的擔保回購協議,投資的產品不會出現違約,但讓她沒想到的是,不僅產品違約,且維權還遭遇踢皮球,“當地政府讓我去找開發商,開發商讓我去找政府,經偵說,當地政府不配合,他們也沒辦法。”
  曹梅維權無門的遭遇是私募圈爆雷后投資人維權的真實寫照,這其中,既緣于投資者自身風險意識不足,也有監管辦法與私募實際業務運作相脫離的因素。
  私募投資因風險高,監管對投資者有合規性要求,但現實情況有出入,“我們接觸到的不少私募投資人,對于私募基金是什么,怎么運作,甚至投向哪里均一無所知。”陳健民律師稱。
  一般而言,在單只私募產品的運作中,包含GP和LP兩個主體,GP(General Partner)即普通合伙人,一般指私募機構,具體承擔基金管理人角色,而LP(Limited Partner)即有限合伙人更多是指投資人,LP授予GP管理并使用資金,即便GP按規定定期披露信息,但依舊沒法改變LP和GP之間信息不對稱的事實,這就意味著LP對GP的投資監管,也是有心無力。
  這就直接導致,一旦私募產品爆雷,LP即投資人無法與投資項目建立直接的法律關系,維權主張只能通過GP(私募基金管理人),效果可想而知,如果遇到私募基金管理人跑路,投資者維權無門,所以,私募投資者會找到監管部門,甚至是托管銀行維權。
  投資人找監管部門的理由很簡單,大部分爆雷的私募有在協會備案并進行公示。但有過往法院裁定的案例結果顯示,協會對私募登記備案的信息只是一種形式審查,并不做實質性事前審查,公示信息也不構成對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資管理能力及持續合規情況的一種認可。
  私募爆雷后,如果能立案,算是投資者維權的重大進展。更殘酷的現實是,即便能進入司法程序,定罪也不是那么容易。今年5月10日,公安部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了當前私募基金領域突出的四類經濟犯罪:非法集資、合同詐騙、挪用資金或者職務侵占等犯罪。
  非法集資犯罪不是一個獨立罪名,是指一類罪,主要包含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也是私募違法在司法實踐中運用最多的兩個罪名。
  但曾杰律師向《南風窗》記者分析,如果私募爆雷案要定罪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它們都需要同時滿足4個基礎特點:非法性(沒有合法的資質或許可),公開性(面向社會公眾公開宣傳),社會性(對不合格的投資者募資),利誘性(承諾保本保息,如簽訂投資者不用承擔任何風險的回購協議,比如名股實債),如果只滿足一個,即其中一項違約,并不能構成非法集資。例如,如果私募產品僅在銷售過程中承諾保本保息,但遵守了向合格投資者募集,且沒有公開宣傳,那就只能算是發售過程中的違規問題,只會受到監管部門的行政或者行業處罰,與投資者要求追回本金的維權訴求相去甚遠。
  投資者本金的訴求能否實現,取決于所投項目的資產處置情況。如果定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資產處置就需等整個刑事案件程序走完,時間周期較長,且“與刑事追責工作不同,資產處理工作沒有統一的尺度和標準,各地有差異,不確定較大”。
  對于投資者訴求與實際監管之間的鴻溝,浙江六和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陶禮欽撰文稱,對于私募基金的監管,當前立法、司法部門以及監管部門已建立了一套齊備的監管體系,但是由于監管法規、辦法與實際私募股權基金運作相脫離,導致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實質上處于無監管狀態。
  顯然,“賣者盡責,買者自負”并不是一件易事。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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