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之非常道

  2018年的孟晚舟事件讓華為迎來一個巨變時刻。在中國走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深度和時代寬度之際,任正非式商業領軍人物,他們總是擁有一個壯闊的愿景,并拆分為一條條小的道路,無論到達目的地的過程多么艱難,絕不放棄,更絕不孤立于世界。

作者:本刊記者 何子維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9-28
  理解任正非,人們發生過多次爭執。
  他的苦難和輝煌帶有時代性,其中情形復雜特別,不是一兩則名人軼事、一兩篇內部文件可以描述的。
  他沒有明確的人生導師或戰略指南可以遵循,他只能依靠幾十年侵入骨髓的道德習慣和理性來應付一切。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爭執一直延續到多年以后,還會成為問題的焦點。
  當任正非不斷強調“華為的冬天”、不斷焦慮“能不能活下來”的時候,對于18萬華為的員工以及大部分的中國人而言,則是常帶著一種宗教式的虔誠和“民族企業的驕傲”看待這位商業領袖,同時希望這種崇拜不夾雜條件和理由。
  只是脫離崇拜的時候,那些令人稱道的“不要狹隘榮譽感”的聲音,不過是華為的一種警示、任正非的一種孤獨和矛盾罷了。
  在任正非身處的世界里,他比人們想象的更加深刻。毛式精神、鄧式胸襟、西式制度、愛因斯坦式的科學真諦,任正非身上都有體現。
  在華為的實踐過程中,在任正非的經歷背后,還有關于這個國家的脈絡和未來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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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企業家的啟蒙
  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塑造了黃果樹瀑布的壯闊,經過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和歷代名人的游歷和傳播,成為知名景點。在“瀑鄉”之稱包裹下的貴州安順市鎮寧縣也因旅游業,得以長足發展。
  70年前,任正非在這個物質極度匱乏的貴州小縣城已經度過了生命最初的五年。
  任家要哺育七個孩子,加上父母,家里共九人,生活開支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維持。到了月底,只能靠借錢度日。
  為保證能活下來,任家實行了嚴格的分餐制。如果不這樣,可能會有一兩個孩子活不下去。這讓任正非知道生活不易,“活下去”不是說說而已。
  艱苦年代,貧瘠是多數有大成者的啟蒙,代表了那一代人的淳樸和踏實。任正非也一樣,饑餓感是他的不竭動力,而“活下去”也成為日后展現出強大生命力的華為的最基本使命。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政府通過土地改革解決了農民和土地的問題,解放發展了生產力,還開展了三場轟轟烈烈的掃除文盲運動。人們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投入到學習文化的浪潮中,使得中國的成人識字率從1949年的不到20%,升至1979年超過70%。
  1952年,新中國組織了第一次全國高校統一招生考試,中國高考制度的建立,為像任正非這樣的精英企業家,在完成了知識啟蒙后,有機會進入更高等級的學府求知求學提供了機會。
  百廢待興的國家還沒有完全解決餓肚子的問題,為了鼓勵任正非考上大學,母親每天塞給他一個小玉米餅。任正非很清楚,這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糧食。
  任正非19歲考入重慶建筑工程學院后,常常想起這段往事,他忘不了小玉米餅的功勞。他甚至自嘲,如果不是這樣,也許他也進不了華為這樣的公司,倒是社會上多了一名養豬能手,或街邊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  
  相比一個孩子對于饑餓的記憶,作為教育工作者的父親更能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他囑咐任正非要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自己也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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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情軍工時代的遺產
  讀完大學,任正非被分配到基建工程兵部隊。他從技術兵干起,到工程師,到副團級干部。
  軍隊的嚴謹作風和軍人的革命激情磨礪著任正非,他成功研制了空氣壓力天平,這是中國第一臺高精度計量杯準儀器。
  因為貢獻出色,任正非被選為解放軍科技人員的代表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這是1978年,鄧小平剛剛復出,他主持召開的這個全國科學大會,不僅意味著國家發展的新轉向,更意味著,像時年33歲的任正非這樣的年輕科技工作者新的人生大門正在開啟。
  基建工程兵是中國軍隊保持時間最短的兵種,20世紀70年代開始逐步撤銷。考慮子女們的教育問題,1983年任正非決定轉業。他回到南方,在一家電子公司當副經理。
  初涉商海,沒有什么商業心機的任正非被騙得丟了飯碗,還失去了發妻。
  為了養家糊口,1987年,已經43歲的任正非和幾位朋友一起,用湊來的2萬多元人民幣注冊成立了華為公司,寓意“中華有為”。
  初創的華為剛有些積蓄,任正非就決定將全部資金投入研發。到1995年研發出第一臺程控交換機時,他又提出“做一個世界級的、領先的電信設備提供商”,因此被稱為“任瘋子”。
  但誰都沒有想到,在“任瘋子”的帶領下,這家誕生在雜草叢生、兩間簡易房里的小公司,改寫了中國乃至世界通信制造業的歷史。
  70年來,中國退役的軍人有5000多萬,如果盤點新中國成立以來軍人出身的企業家,除了任正非,還有柳傳志、王石等。他們經歷了中國一段比較特殊的時期,他們也構成了中國商業世界里一個比較特殊的群體。
  城市體制改革自1984年拉開序幕后的七八年,甚至更長時間里,中國進入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大型國營工廠的下崗員工,奔波著找工作的退役軍人,以及不甘于平庸生活的基層官員,是城市中更為迫切改變命運的人物,也就成了創業族群的來源。他們未必知道未來的路通往何處,他們只是憑借本能告訴自己,必須從貧瘠中逃脫出來。
  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認為,100多年前,當大型企業首次出現時,它們能夠模仿的唯一組織就是軍隊。
  作為軍人的任正非,沖勁,狠勁,視死如歸,就像基因一樣,刻進了骨子里。任正非執掌華為,根本不用模仿軍隊。
  在任正非看來,戰場上,軍人的使命是捍衛國家主權、國家尊嚴;商場上,企業家的使命是捍衛企業的市場地位。
  任正非在華為講毛澤東,講鄧小平,講三大戰役,講抗美援朝,講艱苦奮斗。從某種程度來說,任正非的管理哲學里,有毛式的國家主義情懷、鄧式的改革開放思想的烙印,還有屬于任正非他自己的強烈的自我暗示和激勵。
  “惶者才能生存”,任正非把從軍隊里培植出來的這個人生信條,放在企業經營上,把企業的倒閉作為永恒的哲學命題。
因為危機感,所以要拼命,所以華為一開始就讓人們看到它的“狼性”,也略帶“血腥”。
  2017年,華為全球銷售已達603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5.7%,雖然在營收層面大于中國互聯網公司三巨頭BAT之和,但營業利潤則遠比不上騰訊、阿里。任正非便說,2017年華為做得不夠好。結果是,輪值CEO被處分,部分高管連降兩級。
  因為危機感,華為員工出差要么坐早上9點前的飛機,要么坐晚上6點后的飛機,如果在工作時間坐飛機,是要通報批評的。這種在外界視為冷血之舉,在任正非眼里,是極強的光榮感和使命感。
  因為危機感,“軍人”任正非率領華為始終以猛烈的炮火打進攻戰,在沒背景沒靠山、寸步難行時,能扛得過去,也打防御戰,韜光養晦,未雨綢繆。
  在中國企業家中,任正非式人物,是極少數擁有自己管理哲學的商業思想家。這些人過去是軍人,是舊世界里的新物種,他們在過去十年充滿不確定性的商業世界里,又成了勇氣可嘉的自我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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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大的國際化試驗
  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這個理論激發中國人重視科技,對外學習,奮發追趕的精神。
  作為改革開放以來最早設立為經濟特區的深圳,不僅充分發揮當時少數可以與內地保持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經濟優勢,而且充分利用了地理優勢,向著外部世界奮力拓荒。
  總部建立在深圳的華為順勢而為,醞釀了兩件事:第一,推進國際市場;第二件,接軌國際管理水平。
  征戰國際市場并非易事。當時中國的產品在國外競爭力很弱,直到1997年,華為才跨出了國際化的第一步,進入了俄羅斯市場。
  在所有人都認為,任正非正領導著華為朝著最好的方向發展時,壞消息紛至沓來,一度把華為推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2000年,任正非的“心腹”李一男離開華為,挖走核心人員,創立港灣科技,蠶食華為的市場。愛將背叛的第二年,任正非母親遭遇車禍。等到正在跟隨國家領導人訪問伊朗的任正非趕回昆明時,母親已撒手塵寰。
  任正非還沒有從失去至親的痛苦中走出,通訊巨頭思科在2003年對華為提起專利訴訟,歐美市場很多客戶暫停了與華為的合作。
  真是怎一個難字了得。
  這讓在農村長大、在部隊錘煉多年、在外人眼里堅強如鐵的任正非,無力過,痛哭過,甚至患上了抑郁癥。
  讓人沒有想到的是,順風順水時充滿危機意識的任正非身陷絕境后,卻有無可救藥的樂觀。這種無可救藥的樂觀讓任正非迅速康復,帶領華為絕地反擊。
  面對思科的咄咄逼人,任正非說:“敢打才能和,小輸就是贏。”
  華為贏了。任正非用了短短兩年的時間,讓李一男重新回到華為擔任副總裁,讓思科與華為達成和解。更重要的是,華為在國際市場上聲名大振,其產品贏得了眾多國際客戶的信賴。
  此后華為開啟了一段堪稱勢不可擋的成長模式。挺進非洲,立足拉美,進軍中東石油大國,征服“羅曼之鄉”法國,牽手英國電信,開拓荷蘭市場,在德國奪得歐洲的“最后一戰”。
  征戰四方的華為,打破了國際巨頭壟斷中國通信市場的局面,把華為推到了一個無論是國內外同行都不敢輕視的位置。征戰四方的過程,也是任正非帶領華為向世界學習的過程。
  任正非堅持批判性思考和建設性發展統一起來,讓華為永遠意識到不足,不斷提升規范化、流程化、標準化等能力。
  為我所用,是任正非的方式。比如在產品開發理念和流程上,華為與IBM合作建立了集成產品開發流程和集成供應鏈,又與畢馬威、普華永道合作,建立財務流程、制度、監控、編碼“四統一”。
  激勵制度是所有公司治理需要面對的核心難題,華為也不例外。在華為的發展中,任正非通過內部的持股計劃,已經將個人股份降低到1.4%,對于萬億市值的企業來說,他持有的財富非常少。
  任正非明確表示:“不要簡單地按照條文來區分,而是實事求是地評價他的貢獻,真正讓那些干得好的人得到利益。獎勵要給到奮斗者。”
  從財富積累的角度來看,華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這還是次要的。因為從制度的角度看,華為創造了中國商業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公司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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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變時刻
  2018年年末的孟晚舟事件,引爆全球。
  第二年年初,任正非接受加拿大媒體采訪。記者詢問,如果那天和孟晚舟乘坐同一個航班在加拿大轉機,是否也有可能被抓。任正非稍作遲疑,若有所思的低語:“也許。那我就好陪她,她就不會那么孤獨了。”
  任正非和華為被推上風口浪尖。
  外界喧嘩的背后,是幾家跨國企業經濟上的糾葛演變為的政治上的摩擦。用任正非的話來形容,夾在中美貿易戰中的華為就像“兩個碰撞的大球之間的一顆芝麻”。
  國內民眾空前地支持華為。但任正非保持著異常的冷靜,不愿意看到華為綁架了全社會的愛國情緒,他認為“熱血沸騰、口號滿天飛,最后打仗時不行也沒用,最終要能打贏才是真的”。
  在談到真正的困難時,如谷歌在2019年5月暫停向華為提供服務,任正非不回避、不虛飾:“影響挺大的,谷歌是非常好的公司,谷歌在想辦法,我們也在想辦法,在討論‘救濟’措施。”
  任正非一以貫之的冷靜,時常讓人忘記,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所能承受的壓力。這是這一代企業家的血性,除了艱苦勤勉、敢打敢拼,榮譽和坎坷都不值一提。
  2019年,5G商用元年,華為的崛起,讓競爭對手失去了最后的緩沖因素,一連串的問題被提出來了。
  其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這是個巨變時刻,中國正展現出70年的巨變,展現出大氣磅礴的輝煌國運。以華為為代表的自主創新型公司構建的新秩序,注定與其他多個舊秩序不斷地博弈、不斷地磨合。
  要給這個問題一個答案,對任正非來說并不容易,他沒有法律上的程序、歷史的鏡子可供參照。他和他的華為,又一次站在了“無人區”中,實行英雄主義。
  與此前的幾次經歷絕境相比,不同的是,愈發成熟的華為實力更加雄厚。相同的卻是,華為仍然保留著危機感。
  在中國走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深度和時代寬度之際,任正非式商業領軍人物,他們總是擁有一個壯闊的愿景,并拆分為一條條小的道路,無論到達目的地的過程多么艱難,絕不放棄,更絕不孤立于世界。
  經歷了風霜雨雪和人生坎坷之后的不屈,是任正非的非常道,也是任正非的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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