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方舟:對抗疾病的“糖丸爺爺”

  2000年10月,世界衛生組織證實,中國本土“脊灰”野病毒的傳播已被阻斷,成為無“脊灰”國家。已經長大了的孩子們,再次回顧整個故事時會發現,原來顧方舟就是在童年記憶中那一抹甜的制作者:“糖丸爺爺”。

作者:本刊記者 向治霖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11-14
  一生只做一件事,顧方舟成功了。1962年,由他帶頭的研究團隊發明的“糖丸”,讓中國的“脊灰”年平均發病率大幅度下降。
  肆掠一時的疾病,或致人死,或致人殘,中國在1994年后就絕了它的源頭。
  顧方舟當時已經68歲。“敵人”消失了,他仍窮追不舍。
  作為病毒學專家,顧方舟擔憂病毒的“返祖”或變異現象,他也擔心,剛剛形成的免疫屏障太過薄弱,展眼就被反攻過來。
  如此,他繼續“進攻”,又18年。其間的2000年10月,世界衛生組織證實,中國本土“脊灰”野病毒的傳播已被阻斷,成為無“脊灰”國家。
  形成于2014年的顧方舟口述自傳中,他的一段話,解釋了他的專注。
  1957年,蘇聯的一名病毒學教授索柯洛夫,被派到中國支持工作。
  在當時,脊灰病毒導致的小兒麻痹等疾病,正在中國尤其是江蘇南通一帶泛濫。顧方舟懂俄語,他被指定前往上海,幫助索柯洛夫翻譯等工作。
  出發前,當時衛生部的崔義田副部長,找他嚴肅地談了一次話。
  “您的意思是讓我一輩子搞這個事兒?”
  “對,你一輩子搞這個,要解決脊髓灰質炎的問題。”
  顧方舟沒多想,他回答說:好。
  他當年31歲,這被視作他專注對抗脊灰炎的起點。
  此后漫長的62年,顧方舟都在履行這個承諾。風雨無阻。
  直到2019年1月2日凌晨,顧方舟病逝。
  已經長大了的孩子們,再次回顧上世紀的故事時發現,原來他就是在童年記憶中那一抹甜的制作者:“糖丸爺爺”。
?
  “一生一事”
  有的人,早早就注定了他要走的路,顧方舟便是如此。
  這來自他的母親。
  1926年6月16日,顧方舟在上海出生。4歲時,父親罹患“黑熱病”去世。
  母親帶著四個孩子生活,顧方舟排行第三。他們先是在母親的祖籍地寧波,后又輾轉到了天津。
  生在亂世,顧方舟回憶說,有的人童年過得很苦,有的人很幸福,我們沒有這些。
  他的母親性格倔強,沒有依賴家庭,也不愿意投靠婚姻。
  憑借一份丈夫死后的保險金,她上了護士學校,成為一名助產士。
  顧方舟多次回憶說,他無法想象,母親究竟是怎么撐過了那段日子。
  他們一家在天津,幾乎家徒四壁。只要有婦人生產,無論多么疲憊,或是夜有多深,他的母親立刻起身,往產婦家奔去。
  “從小她就教育我們,要自立,要靠自己。”這是顧方舟的童年記憶。
  然而,助產士沒有行醫資格,他母親的工作有諸多不便,動輒要求助友人醫生。母親希望他能當上醫生,“醫生是人家求你來治病,你不要去求人家。”
  顧方舟也很聰明,在動蕩中求學,成績還不錯。
  他不是沒有怨氣,他說:
  “舊社會就看你是有錢人還是沒錢人,我們在學校,人家一看你這個孩子家里不富裕,他就分等級了,對待你也不一樣了。所以說起來那個時候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要是窮人家的孩子,甚至于在學校里頭也照樣受欺負。同時窮人和富人的差異特別大,窮人對富人又有一種天生的仇視,這種階級之間的矛盾很深。”
  1944年,顧方舟考取了北京大學醫學院,讀小班,六年制。
  但是,進了醫學院后,他的發展方向卻和母親的期盼有了偏離。
  顧方舟喜歡上了公共衛生學。
  這門課的教授是嚴鏡清,顧方舟的寧波老鄉,他是公共衛生學家,也是中國遺體捐獻項目的發起人。
  亂世中,青年關心時事。而公共衛生學,必然涉及社會上的一些問題。
  比如婦幼衛生,包括產婦在生產前、生產后,這是與母親工作有關的一門學問。在當時,中國嬰幼兒的死亡率和產婦死亡率很高很高,非常慘。婦女生孩子,沒條件,沒知識,醫生也沒有,就在家里生。一旦遇上難產,大人、小孩全都完了。
  麻疹,在當時泛濫起來,也是一死就是一大片。
  顧方舟感受到,“當醫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從事公共衛生事業卻可以讓千百萬人受益。”
  后來,顧方舟的學業就徹底轉向公共衛生學,更具體地說,是微生物學。
?
  “臨危受命”
  有了微生物學,才有現代醫學。
  在顧方舟求學的那個年代,中國研究機構的條件與知識儲備都很不足。不過,從世界范圍來看,西方國家掌握著一套科研方法,但對微生物的認識,也是剛剛開始。
  微生物學(現代醫學)的創建者是法國人巴斯德,生于1822年。
  在18世紀60年代,也即顧方舟出生前的半個世紀,巴斯德才發現了微生物。
  不過,在一開始,微生物學研究主要是解決啤酒的發酵問題,以及處理農業畜牧的壞種、害蟲問題。真正發展成為免疫學,是從預防天花開始的。
  在更久以前,人們已經掌握了接種人痘或牛痘的辦法,來預防天花,可是都不清楚預防的機制。
  直到巴斯德,他發現,疾病的發生是微生物(細菌、病毒)在作祟。
  有了這一發現,微生物學很快成為了醫學的基礎學科。
  最早發起的就是免疫學。巴斯德發現,在將病菌提取出來后,放到溫熱的雞湯中培養,就能夠減少病菌的毒性。
  把降低了毒性的病菌,接種到人的身體時,人就具備了對此種病菌的免疫能力。這就是今天人們常用的疫苗。
  但是,在巴斯德的年代,人們普遍無法接受或說不敢接受巴斯德的學說。他們還認為,低級生物是自然而生的。比如將臟棉被扔在黑暗的床底下,就能長出老鼠。
  直到1885年,巴斯德發明出狂犬病疫苗,成功治愈病人。現代醫學才開始了。
  到顧方舟求學期間,現代醫學的歷史最多只有60年。它太年輕。對中國人而言,它太陌生了。
  危機卻在此時爆發。
  20世紀50年代,當時的南通專區爆發了脊灰炎,席卷全國。
  在更早的20世紀初,美國等地也有一次脊灰炎的大流行,這在當時是世界性難題。最知名的脊灰炎患者,應是前美國總統羅斯福,他下肢癱瘓,終生坐在輪椅上。
  脊灰炎是由病菌傳染的,它會破壞脊髓神經,它破壞不同段會造成不同的癥狀。
  比如小兒麻痹病毒,它就針對脊髓前角細胞,將運動細胞破壞。
  破壞了腰椎脊髓,腿就不行了;破壞了頸椎脊髓,手就不能動了。很多患者無法自由行動,身體扭曲變樣,終生痛苦。
  一般來說,當時每年的流行發病率是十萬分之二三。但在20世紀50年代,個別地方比如南寧、上海,發病率到了十萬分之三十幾。
  大部分國人卻對它的機制一無所知。
  1951年,婚后不久,顧方舟作為第一批派往蘇聯的留學生,在蘇聯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跟隨著名病毒學家丘馬可夫學習,獲得了副博士學位。
  1957年,脊灰炎泛濫之際,顧方舟“臨危受命”,開始了他對脊灰炎的征程。
?
  “死活之爭”
  1957年“臨危受命”,1962年發明“糖丸”,看上去它的時間不長、難度不大。
  但是,它卻要求著一個極其重大的抉擇。
  受到中國醫學科學院的委派,顧方舟在1959年再次奔赴蘇聯,了解脊髓灰質炎的“死疫苗”。這是美國醫學家索爾克的發明,即Salk疫苗。
  所謂的“死疫苗”,是指將病菌“滅活”,使之失去繁殖能力,而它的蛋白質/氨基酸成分,依然能夠刺激人體的免疫系統,從而抵擋病菌的入侵。
  但是,當年的醫療條件,與現在天差地別。
  注射“死疫苗”,需要繁殖大量的病菌,將它們制成針劑后,在一個多月內,分三次打給兒童。
  可是,在有限的培養條件下,如何培養大量的病菌?并且打給中國包括廣大農村地區的數以億計的兒童?更何況,中蘇關系在彼時已經發生變化。專家與物資的支援也危在旦夕。
  顧方舟當即作出判斷,美國可以打“死疫苗”,它有錢,但中國不行。
  中蘇關系的變化,給顧方舟的訪問造成了種種不便,他憑借留學期間結下的友情,繼續在蘇聯游走。
  后來他了解到,還有一種“活疫苗”。這是美國醫學研究者賽賓的發明。
  “活疫苗”是疫苗在早期的經典制法。巴斯德時期,他制作狂犬病疫苗,就是將毒液接種到兔子的腦膜下,兔子死后將其脊髓提取出來。重復操作幾次,得到毒性微弱的狂犬病疫苗。
  賽賓用來研究的,是與人類血緣關系最近的黑猩猩,得出的脊灰病毒毒力最低。但是,“活疫苗”有個關鍵疑問,是否安全?
  它剛被發明出來,檢驗的時間還不夠,因為它的毒力可能“返祖”,即毒性恢復到野生毒株的程度,反而助推了它的肆掠。
  “返祖現象”,在當時只是一個理論之爭,并沒有證據支持。
  相反,它的優點無可比擬。“活疫苗”的免疫范圍,大大超過“死疫苗”,連人體內的腸道都可以免疫。而且,它的制作成本要低得多。
  在充分的了解過后,顧方舟給中國衛生部寫去一封信。他說:
  “根據我們中國的國情,我們想要預防脊髓灰質炎,咱們中國只能采用減毒活疫苗這條技術路線。”他打比喻說,我們現在要追趕國外,該坐蒸汽車還是電力車?當然是電力火車。
  他是對的。
?
  “我這一生”
  1962年,“糖丸”在昆明制成。
  將工廠搬到昆明,原因很簡單:此處猴子多。同事尹芳回憶說,建所時當地還沒有開通鐵路,所里也只有生產樓和科研樓是三層的樓房,大家都住在小平房里。
  制作脊灰疫苗的原料,是猴腎細胞。
  早在1960年,第一批疫苗就做出來了,包括顧方舟在內的研究人員們,還親口嘗試了疫苗,檢測毒性。
  可是,疫苗畢竟是用在孩子身上,做人體試驗時必須用到孩子。
  當時,顧方舟的大兒子剛出生不久,正好符合試驗條件。他瞞著妻子,用大兒子做了人體試驗,結果很成功。
  后來,顧方舟妻子知道了,并沒有怪他。顧方舟回憶說:
  “她沒埋怨我。我們夫妻都是干這一行的,當時我想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讓別人吃去,這不大仗義。”
  疫苗研制出來是液體的。起初,他們是滴在餅干上,或者饅頭上,讓孩子吃下去。
  不過,在防疫站人員為孩子接種時,問題層出不窮。
  最大的問題是溫度,脊灰疫苗在6攝氏度以上時,很快就會失效。
  即便在今天,疫苗因為沒有冷鏈處理,導致發生的惡性事件時有所聞。
  當時,顧方舟搜集了很多土辦法,解決了這個問題。
  像賣冰棍的商人一樣,防疫人員將疫苗儲藏在廣口暖水瓶中,加入冰塊或者冰棍,就能夠維持疫苗的效力。
  后來,顧方舟發現,把疫苗做成“糖丸”,它在常溫下的一周內,都能維持效力。結合兩種“土辦法”,脊灰疫苗被帶到了全國各地。
  顧方舟多次感嘆說,防疫人員是最不容易的一群人。中國之大,多少地方荒無人煙,他們提著暖瓶,一家一家地去給孩子接種。
  當年定下的指標是,95%的孩子要接受接種,形成一道對此傳染病的屏障。這樣的笨方法卻很有效,它延續了下來。白色糖丸的甜蜜滋味,成了絕大多數80后、90后的童年記憶。
  1994年,湖南發現脊灰炎患者后至今,中國境內的脊灰炎源頭已經絕跡。
  然而,在這之后的心酸,卻很少被人看見。
  顧方舟的同事、原疫苗檢定室主任趙玫記得,顧老在昆明所建所50周年時發言,第一句話他就說:“為了消滅脊髓灰質炎,我們奉獻了三代人。”
說到這里,顧老哽咽了,很難過。
  顧方舟的母親,因為20世紀60年代的動蕩,意外在昆明去世。顧方舟說,他的三個孩子,也因為無力支持他們讀書,最終受到的教育很少。這是他人生中的遺憾。
  雖然有遺憾,但他的一生,不需要對誰愧疚了。
  在口述自傳的最后,顧方舟一如既往地,用大白話講道:
  “我活這一輩子,不是說從別人那里得到了什么東西,而是我自己給了別人什么。”
版權聲明

本刊及官網(南風窗在線)刊登的所有作品(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圖片、聲音、錄像、圖表、標志、標識、廣告、商標、商號、域名、程序、版面設計、專欄目錄與名稱、內容分類標準及多媒體形式的新聞、信息等)未經南風窗雜志社書面許可,不得轉載、摘編或以其他形式使用,違者必究。

合作垂詢電話(020)61036188-8038研究部陳小姐或(8088)南風窗辦公室

文章得分:
評分:
一分赛车计划网 时时彩后三包胆4码计划 七乐彩往期 bwin即时赔率 凡乐湖北麻将安卓 砸墙赚钱吗 福建快三历史开奖号码 后2组选怎么算中奖 11选5手机助手软件下载 云南快乐10分 安徽11选5走势图手机版 捕鱼来了部落 3D100期走势图